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外交谈判正式拉开。24年后的今天，澳门已回归祖国十年，外交与澳门的关系，似乎已不再引人关注。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尽管离休已近二十年，却仍在情有独钟地关心着这一话题。他就是中葡联合联络小组首任中方首席代表康冀民大使。正在与澳门一河之隔的珠海度假的康大使，饱含感慨与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一段跨越数百年时空的澳门与祖国外交的故事。

　　弱国无外交 覆巢无完卵

　　康冀民大使曾于1988年1月至1993年4月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对近代史上澳门所遭受的屈辱是铭记于心，悲愤于情。康大使说，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行贿明朝官员登上了澳门半岛，之后以交纳租金的方式在澳门长期居住经商。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把澳门的邻埠香港割让给英国。1844年美国政府特使顾盛胁迫中方谈判代表--清朝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在今天澳门的普济禅院内签署了《望厦条约》。早想将澳门这一“海上丝绸之路”要地据为己有的葡萄牙人反客为主，分别于1849年、1851年和1864年强行占领了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在英国支持下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塞进了“永驻管理澳门”的条款。旧中国，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都试图同葡萄牙进行外交谈判收回澳门，均无功而返，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没有力量收回。说到这里，康大使激动地说，澳门的这段历史，印证了“弱国无外交”、“覆巢无完卵”这两句话，外交工作没有祖国的强盛作后盾是不行的。

　　“金钥匙”开启大门 “老外交”破解难题

　　回顾起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9年12月澳门回归之前中葡就澳门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历程，康大使至今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康大使说，中葡之所以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澳门问题，除与当时的国际形势、葡国内局势的变化和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有关外，另一重要原因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英明，它是打开香港和澳门回归问题的“金钥匙”。在具备一系列条件和“一国两制”方针这把“金钥匙”后，如何通过外交谈判确保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以及为回归后澳门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就要考验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员的责任心、使命感以及谈判智慧和技巧了。整个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谈了8个多月，一共是四轮，最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第二阶段的谈判由1988年4月一直谈到1999年12月，期间解决了许多难题，最突出要数三大问题：中文的法律地位问题、公务员本地化问题和法律本地化的问题。康大使还透露，这三大问题原来叫做三大“难题”，后来大家觉得在谈判当中说三大“难题”好象把我们难住了，是不是改称三大问题比较好，最后有关领导同意了，之后就都叫“三大问题”。将“难题”改成“问题”，尽管只是一个字的差别，但反映了中国外交人员在谈判中不畏困难的勇气和为澳门争取利益的决心。

　　外交促进特区发展 使馆维护同胞权益

　　在谈及回归后澳门与外交的关系时，康大使说，尽管自己早已离休，但通过媒体和以前的同事了解到，外交仍然与澳门和澳门同胞息息相关。譬如说，澳门老城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事情，在澳葡政府时期就有这个想法，但一直未成；回归后，为发掘澳门中西文化交融优势、提升澳门知名度，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注入新的内涵，特区政府在外交、文化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就申报成功。为便于澳门开展国际经贸、文化和旅游活动，中央政府协助特区与79个国家或地区达成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协议。去年G20伦敦金融峰会时，部分国家和组织企图将香港和澳门列入“避税天堂”黑名单，这可是关系到港澳经济金融稳定和形象的事情，后经中央政府代表团做工作，港澳未被列入黑名单。此外，回归以来，我驻外使领馆保护澳门同胞的例子也很多，据说今年5月泰国曼谷局势动荡时，我驻泰国使馆的外交官冒着危险协助一名澳门同胞返乡。这位同胞感动地表示，使馆的热情及时协助，让他切实感受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同胞的关怀，他为作为一名中国人而自豪。

　　康大使最后无限感慨地说：“昨天、今天和明天，澳门的命运都将永远与祖国的外交相连！”(作者 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