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资料图

　　新世纪周刊：胡舒立专访盖特纳

　　“有中国人担心美国对中国的成功不舒服，也有美国人担心中国得益以美国受损为代价。但这不是我们的看法”

　　□ 本刊记者 胡舒立 叶伟强 黄山 汪旭 特派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 | 文 苏里 | 摄影

　　如果不是因为半年多前在伊斯坦布尔曾经谋面，很难把推门而来的盖特纳与位高权重的美国财政部长立即联系起来。

　　年轻、瘦削、随意，步履匆匆，盖特纳在人群中可能被忽略。不过，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已经担任美国第75届财政部长18个月。在视经济恢复为第一要务的奥巴马政府，盖特纳无疑是总统第一助手。

　　5月25日晚，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在北京落幕之后，我们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的一间贵宾厅，对盖纳特作了专访。

　　时间并不宽裕，想问的话题很多，我们略去了开场白直接提问，接二连三，盖特纳则迅即作答，语速很快，谈中美关系、谈欧元危机、谈美国监管，谈“中国模式”、谈希腊危机“美国阴谋论”。话毕，握手，他起身便走，同事叶伟强匆匆赶至门口，再补充了最后一道问题。

　　采访严肃，主题宏大，但开场有趣。他重述1981年在北大学中文的一段经历。有一天在他天坛公园附近游逛，有个中国人兴奋地走过来，问他来自哪个国家？

　　“我在北大看到宿舍楼附近有文革时期的油漆口号，‘打倒美国’。所以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告诉他我来自美国。结果他说，美国人跟中国人很像，都很直接、开放、坦诚、乐观。”

　　在交谈中，引用“打倒美国”，盖特纳笑着讲中文，此前他看我们的名片，说“财新”，发音很准。

　　与其前任亨利？保尔森的始于事业中期的“中国缘”不同，盖特纳在学生时代就初识中国。其父彼得？盖特纳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国际机构的驻外官员，曾在福特基金会任职28年，而且是该基金会第一任驻华代表。跟随家庭，小盖特纳少年在非洲，中学在亚洲读书，而且早在1983年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毕业之前，就已经两度来华学习中文。他在美国的本科与硕士研究生专业，也都是亚洲研究。

　　不过，早年经历并没有使盖特纳的事业进入美国式“中国通”轨道。他1985年毕业后，在基辛格事务所工作三年，即加入美国财政部，此后经历了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以及后来始于泰国、印尼，波及面越来越大的亚洲金融危机。

　　以其能力和经验，盖特纳在财政部拾阶而上，从负责国际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助理部长、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高级助理，最终于1999年担任了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短暂工作之后，2003年11月，纽约联储主席出缺，他出任此职，成为这家机构史来惟一没有华尔街背景的当家人。盖特纳似乎总是与危机结缘，2007年始，又是在他的纽联储任上，美国金融危机爆发。

　　后来的事情便为人们熟知了：盖特纳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时任财长保尔森，成了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决策人。去年1月26日，他接替保尔森，出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从此，美国政府出台的金融机构救助计划有了“盖特纳计划”之名。

　　美国《大西洋月刊》不久前刊登了一篇长篇特写，说在盖特纳职业生涯的每个关键时刻，尽管不是第一选择，最终他都会获得那个别人认为他太年轻所以不见得够格的重要职位，然后干到最好。

　　离开采访现场，盖特纳直奔机场飞往欧洲。那里有另一场危机，等待着这位49岁的美国财长。

　　“中美两国都在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改革极为重要，影响深远”

　　《新世纪》：今早在中央党校演讲反响如何？你日程如此紧密，为什么还要抽空去人民大学附中跟中学生打篮球？

　　盖特纳：我去跟中学生打球，就是让大家注意到球馆的照明系统。人大附中体育馆的照明设备来自美国爱荷华州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生产节能灯具，中国业务增长迅速。不仅波音、通用电气、道康宁或者卡特彼勒等全球公司，地处美国腹地的小企业也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获益。

　　我去党校的原因更简单。我想让在座的中国高级官员问我关于美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问题。不知道你当时在不在，一开头我就谈美国在推动创新上的经验教训。我列出了一个包含十个经验教训的清单。当然，这是非正式的。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中国当前所经历的挑战。这些经验教训对中国官员们应该挺重要。

　　在演讲最后，我告诉他们一个故事。还是我在中国学习时，路过天坛附近的一个市场，一个人兴奋地走近我，问我来自哪个国家？我当时犹豫了一会。你知道，当时是1981年，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还是可以看到油漆的“文革”口号——打倒美国。

　　最后，我还是告诉他我来自美国。他说，很高兴见到美国人，希望我知道，美国人跟中国人很像，都很直接、开放、坦诚、乐观。我们具有共同之处。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这个回答对你是不是太长了？

　　《新世纪》：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到主要预期没有？双方存在什么分歧？如何寻找双赢？

　　盖特纳：你看，战略与经济对话启动才一年，可以说刚刚开始，但你听对话的基调，看讨论话题范围，从金融改革到医疗卫生，从技术政策到出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对话极其有效。

　　美国公司在中国有大量的成长机会。中国当然也从美国的经济复苏中受益。两国都来到全球舞台，都带着强烈意愿去参加G20。中美在危机最糟的时候，对需要采取的战略有着清晰的共识，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中美联手应对危机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战略与经济对话很重要，我们会努力增强该机制，进而加强对共同利益和共同挑战的理解。

　　中美对一些事情存有分歧，这不可避免。但正如我昨天以及一直表示的，中美两国经济优势互补。我知道有些中国人担心美国对中国的成功感觉不舒服，也有美国人担心中国得益以美国受损为代价。但这不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法是：两国优势互补。

　　另外，中美两国都在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改革极为重要，影响深远。我不知道中国未来产生的模式会是什么，但它肯定正在改变。

　　《新世纪》：这场危机后，你对所谓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有没有新的思考？

　　盖特纳：很明显，美国金融机构冒了过多风险，犯下严重错误，现在正努力修补。政府迅速增强金融体系，并推动监管改革方案，后者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奥巴马总统的金融改革方案，致力于遏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内降低杠杆率。

　　话说回来，在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上，美国金融体系令人难以置信地有用。我讲个经典的例子，其实是萨默斯先讲的：你是一个辍学大学生，在车库里搞出一个新发明。你没领带，也没西装，但就可以拿着这个发明出去融资，开始你的事业。这就是美国体制的优势，我们将保留这些优势。

　　中国模式当然会不一样。跟美国相比，中国处于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学习美国的教训。但是，美国模式依然(富有韧性)。美国有9000家金融机构，除了大金融机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型机构。这一市场结构很有韧性。美国还有非常活跃的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资产证券化市场，以帮助企业募集资金。美国企业还有其他创新方式对冲风险，去募集资金。这些都是美国制度的优势。

　　看全球金融改革的基本轨迹，其他国家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同时也会复制美国的强项。美国的强项总是很全面的信息披露、很高的会计标准、很有力的系统性制衡机制，以及对投资者的强有力保护。

　　如你所知，我们犯了错误，但美国的优势是能修补漏洞。

　　《新世纪》：你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无担心？过去几十年间，新兴市场发生过好几场危机。有人相信，下一场震撼世界的新兴市场危机将发生在中国。

　　盖特纳：在金融改革与渐进自由化之间寻求平衡，中国领导层有非常高明的理解，他们已经在管理这些挑战上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

　　就像你在今天中美对话中看到的，美方的主要关注是，当中国继续推动本国创新和技术发展时，不要采取一种不利于或歧视美国公司的做法，不光是那些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也包括那些向中国出口的美国公司。这对我们非常重要。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它，但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做出了重要的政策调整，同意有关非歧视的一整套原则，同意让所有相关方共同努力，在未来几个月里取得进展。

　　这就是为何我在中央党校演讲时努力反思美国模式的优缺点。根本问题是：推动创新需要鼓励竞争，保护知识产权，需要金融体系提供激励，需要允许新的市场加入者，需要让利率和汇率、价格提供动力。

　　背景述评 在中央党校演讲，同中学生在配有美制照明系统的球馆打球，凸显盖特纳此次的“人文”目的——接触未来数年有望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领导人，接触中国最有希望的一批年轻人。

　　盖特纳给中央党校学员介绍美国的成功经验教训，包括：保护创新和知识产权；对竞争持开放态度，而不论这种竞争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对市场新入者的开放，包括小公司；将储蓄引向生产效率最高的投资以及最有前途的创新；教育体系鼓励创造力和挑战意愿；政府大规模投入基础科研，社会对失败持宽容态度；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利率、资本价格、汇率在内的一系列手段鼓励创新；制衡既得利益集团，防止其控制影响监管和激励机制的结构。

　　在专访盖特纳之前，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Christian Murck)告诉本刊记者，后者对在华美国企业关于中国经商环境的关注“清单”有如下描述：政府采购、技术转让要求、一定行业对外资的持续性限制等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John Frisbie)也对我们指出，采用非歧视性税收优惠和研发扶持计划、而非通过政府采购项目和优先采购方式来推动创新，才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准则。

　　相信盖特纳在对党校学员提供美国经验的同时，间接传递了上述美方企业界的意见。从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推出，到成为转折点的对大银行的“压力测试”，这些行动或者盖特纳亲身介入，或者直接领导，使美国经济处境目前好过欧洲。对银行的“压力测试”更是其标志性的举动。在上世纪90年代时，作为美国财政部普通官员的盖特纳，就曾建议其日本同行对日本国内银行进行“压力测试”。

　　今年4月间，本刊专访过盖特纳的前任、布什政府的财长保尔森。保尔森提到，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危机中曾对他说，“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保尔森的回应是，“这话让人清醒。”显然，自奥巴马以降的“谦卑”，并没有在盖特纳同他中国同行的交往中丢失。一方面当然拜中国兴起之势，另一方面，也是盖特纳对亚洲和中国的了解使然。在中央党校讲座中，盖特纳特意提及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的两段暑期学习经历。

　　也许在盖特纳看来，说服而非要求，才是真正推动中国改革——不论这个改革是汇率形成机制还是关于“自主创新”——的关键方法所在。因此，才会有盖特纳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取决于中国的选择”的表态。

　　盖特纳在任何对中国的评论上都小心翼翼。他只说美国，避免对中国事务的“指手画脚”之嫌。

　　盖特纳领衔的经济部分对话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就美方此前关注的中国“自主创新”规定可能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歧视方面，中方承诺在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委员会7月会议前，提交政府采购协议修改方案，并对政府采购法关于“本国产品”的认定标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希腊主权债危机最终产生什么影响，要取决于欧洲决策者做什么”

　　《新世纪》：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会不会引发欧元危机？

　　盖特纳：这场危机最终产生什么影响，要取决于欧洲决策者做什么。他们已经给出了一系列有力的财政改革和金融救助措施。他们通过政策改革恢复财政可持续性，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为一些国家提供金融支持，来稳定金融体系。市场现在希望看到这些措施得以实施。我认为欧洲会非常快地实施这些计划。

　　《新世纪》：有人认为美国银行对于欧元危机的升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有人提到这是美国的阴谋。你怎么看？

　　盖特纳：这种看法毫无依据，只是企图将注意力从根本问题上引开。当前美欧合作非常密切。美国正在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其间美欧有非常密切的磋商，譬如讨论如何将衍生品市场放到阳光下，让它更为公开透明。在这些问题上，美欧观点非常接近。当然，我们不会支持德国上周采取那种单方面行动(指德国单方面禁止“祼卖空”欧元区国家国债、德国金融机构股票和CDS)。从历史来看，这些做法既没有效果，又会挫伤信心。

　　背景述评 “如果你有一支火箭筒，而人人都知道你有，你多半就不必使用它。”当2008年秋恳请国会批准对“两房”的救助时，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如是说。

　　这不适用于后来的美国金融危机，也不适用于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5月10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了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金融稳定计划。至今，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但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依然悲观，欧元指数也跌至近四年的低点。7500亿欧元的“火箭筒”，到底管不管用，谁也没底。

　　当盖特纳结束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5月26日在伦敦会见英国新任财政大臣奥斯本时，他的忠告是：“金融危机的基本教训是，你必须要快速有力地反应。”

　　在盖特纳看来，欧盟的金融稳定计划已经具备了必需的“元素”，但“市场想看的是行动”。

　　7500亿欧元救助方案公布以来，欧洲央行仅仅着手让自己的分支机构购买希腊债券。而救助计划中总额高达4400亿欧元的“特殊目的载体”(SPV)，到底会如何使用， 谁也说不清。而使用救援计划时，申请所得的贷款会有什么条件、利率是多少，也没有下文。因此，对于救助计划是否能够阻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投资者心存疑虑。

　　即便这一切都有了答案，本轮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是否能成功地紧缩财政开支，仍将是巨大的疑问。7500亿欧元的“火箭筒”，确实足以帮助希腊渡过一时的难关，但雅典街头的示威队伍表明，结构调整要难得多。

　　“阴谋论”不仅在中国有市场。5月8日，在讨论救助希腊的会议上，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将欧元的连续下跌，归咎于“全球有组织的攻击”。但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总计3.2万亿美元，欧元交易超过三分之一。欧元毕竟不是泰铢，如此大的市场，投机者真能操纵于股掌之间？

　　欧元问题的种子，在其诞生第一天就已播下。单一货币政策覆盖下的欧元区各国，拥有独立的财政权和税收权。此次主权债务危机的各主角，虽然竞争力大幅下降，但在统一货币体内，仍能享受到较低的汇率波动和低廉的融资成本，因而以借债度日。而欧盟区没能严守惩罚机制，给“搭顺风车”开绿灯，这才是欧元受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不断下跌的主因。

　　“要确保构建一个体系，在机构‘失败’(倒闭、破产)时有足够的抗压能力”

　　《新世纪》：你从这场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盖特纳：最基本的教训是，如果任由金融体系中的风险积聚，(监管机构)又没能很早介入控制风险，金融体系又不具韧性，不能吸收冲击的话，损失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个相关的教训是，当危机开始蔓延的时候，要迅速采取压倒性的金融补救措施，以控制恐慌。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是所有金融危机的经典教训：必须在金融市场的核心，控制杠杆率和风险规模，确保有更强的冲击缓冲层、更厚的资本规模、更保守的融资。但当错误已经铸成，世界面临巨大风暴，政府必须迅速、强有力地采取行动。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对迅速采取行动有相似的看法。我想再强调，必须及早地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更低成本、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相反，如果采取试探性的、逐步升级的措施，就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我觉得这是从所有金融危机的历史上得出的最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在上任时指导我们工作的信条。奥巴马总统就职以后，就立刻迅速果断地采取最强有力、最全面的措施来解决危机。

　　《新世纪》：你认为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能够有效地防止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吗？

　　盖特纳：在目前各国金融改革措施中，美国金融改革方案是控制风险、确保“失败”可控的最好政策框架体系。将来还会有危机。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要确保构建一个体系，在机构“失败”(倒闭、破产)时有足够的抗压能力。

　　我们要在稳定、韧性与创新、竞争之间寻找平衡。过去是失衡的，这次危机才具有这么大破坏力，金融改革的基本策略是要构建一个更有韧性的系统，有更厚的冲击缓冲层。这样，在将来机构犯错时，或者全球经济又面临下行或衰退时，金融体系能够承受压力、吸收损失，政府也可以让企业倒闭，而不需要担心对全球实体经济构成冲击。

　　我认为这会成为全球金融监管协议的基础，这也与G20原则相符。

　　《新世纪》：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各国政府应该如何保持开放、合作？

　　盖特纳：对比上世纪30年代，甚至70年代和80年代危机后的情况，这次危机后保护主义抬头的程度小得多。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国很早就表示要保持市场开放，反对保护主义。这非常重要，对于市场信心也很有帮助。

　　背景述评 “迅速、强有力的措施”在执行起来却谈何容易，政府救助究竟要多么有力，才能构成真正的“压倒性”(overwhelming)，挽救市场信心？历史能够给出方向，却无法给出方案。如何把握救市措施的“度”，依然是美国政府的一大挑战。

　　201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10年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接下来，将与美国众议院于去年12月通过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合并，再次在两院获得通过后，即可送交美国总统签字生效。

　　与医改立法过程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没有再采取“提出原则后放由国会完成具体条款”的“中立”立场；这一次，白宫、财政部和美联储对法律制定不断施加影响。围绕着增加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降低杠杆率，两院法案版本的核心是解决“系统性风险”问题和“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

　　两院版本目前仍有较大分歧。从参议院法案，将成立一个由各家监管机构负责人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九人小组”将负责协调不同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相应地，也赋予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机构，对可能威胁到金融系统的机构要求更高的资本金，或对它们进行分拆、合并、破产、清算的权利。最终法案还可能设立专门的“资产重组基金”，用来保障机构破产清算有序进行，而资金则来自金融行业，避免再由纳税人承担损失。

　　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还将建立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对按揭、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业务做出具体规定，要求金融机构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告知消费者潜在风险和违约责任。该机构还有权废除违规法同。

　　最受争议的，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条例。

　　按照美国财政部的指导原则，未来金融衍生品需要在第三方中央结算系统中结算，对买卖双方做出资金规模规定，每笔交易也要按比例缴足保证金。

　　按照“沃尔克原则”，美国金融机构将被禁止“自营业务”操作；按照农业委员会主席布兰琪？林肯(Blanche Lincoln)的提议，还可能要求银行将金融衍生品交易部门“剥离”主体公司。目前，如何在最终法案中体现“沃尔克原则”还因两院版本不同存在较大争 议，但目的只有一个：解决金融机构风险吸入和杠杆率问题。

　　每轮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都会接踵而来。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引发各国间的贸易战争，加剧了世界经济大萧条。而本轮危机之后，“购买美国货”条款也赫然出现在美国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

　　虽然2008年11月，参加首次G20领袖峰会的各国首脑，承诺在12个月内不再实施任何限制贸易措施。但当他们再次聚首伦敦之时，全球有17个国家采取了47项限制贸易措施。而一再错过最后期限的多哈回合谈判始终难有进展。危机高峰之时，甚至有人预言，这是全球化的终结。

　　还好在贸易保护的路上各国没有滑得更远。世界银行5月2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经济逐步复苏，从2009年四季度开始，贸易保护案件数量开始回落。2010年一季度，全球新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案等临时进口限制贸易救济案同比下降20%。世界变平之后，也许真的不会再回头。

　　本刊记者笛安对此文亦有贡献

　　S&ED棱镜中的盖特纳

　　在S&ED棱镜中

　　两天的对话与30年的记忆

　　□ 本刊记者 黄山 | 文

　　1981年，中国打开国门不久，一位中国人就在北京大街上对学生盖特纳说，两国有很多共同之处。近30年过去，49岁的财长盖特纳还记得这些话。5月25日晚7时，在与国务卿希拉里共同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后，在同晚离开北京之前，盖特纳向我们回忆了这个小故事。

　　中美关系经历去年底、今年初的波折后转暖，如期召开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政府中有盖特纳这样对中美关系有30年记忆的决策者，对两国都是幸事。盖特纳说，说服而非要求，才是真正推动中国改革的方法——不论这个改革是汇率形成机制还是关于“自主创新”。盖特纳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取决于中国的选择”的表态，保证了对话的顺利进行。

　　纵观此轮对话由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和盖特纳共同主持的经济部分，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收获一是美方认可应增加国内储蓄率，二是承诺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未来十年内使财赤削减1万亿美元。

　　在中方关注的市场经济地位议题上，美方重申首轮对话关于“以一种合作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表态，毫无“迅速”可言，但有一个小改进：美方提出认真考虑给予提出“市场导向行业”申请的中国企业公正、合理的待遇。换言之，在无法“迅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先积跬步”，允许中国具体行业和企业享受市场经济地位，提高美国行业和具体企业举证“中国制造”倾销的难度。

　　中方长期要求美方放松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这次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美国国内正对出口控制体系进行修改。根据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的说法，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出台这一体系的“修改版”，会有一些“实在的建议”。在5月25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Christian Murck)表示，目前的出口管制机制过于庞大且缺乏效率，希望能实现单一的出口许可证发放、单一的机构控制，以及更简化的行政审批。“我们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初步修改过程。”

　　美国现行的出口管制体系，主要基于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有两份不同的管制清单，分别由国防部依据《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和商务部依据《出口管理条例》进行管理。此外，还有三个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以及多个执法机构。根据拟定的改革计划，出口管制改革分三步，厘清两份清单的管制界限，简化出口许可证申领步骤，精简执法机构，通过立法程序，最终实现“一份管制清单、一个发证机构、一个执法机构和一个信息共享系统”的目标。

　　在开放美国国内投资市场方面，对话的成果文件也指出，美方意识到许多中国国有企业已实行股份制并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其中许多已成为上市公司。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在考量类似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件时，对收购方的资质认定可能有所顾忌。

　　但显然的是，对有着丰富国际事务经历的盖特纳而言，他也同样认识到中美对一些事情存有分歧，这不可避免。

　　这些分歧，决定了中美间关系起起伏伏的常态。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共同领衔的战略对话为例，虽然呈现涉及范围广、合作程度深的特点，比如双方甚至涉及到就共同打击木材非法采伐的议题，以及在总计26项具体成果中，环境和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多达14个。但必须指出的是，近期朝鲜半岛问题突出，两国就地区安全事务却只有非常模糊的表态。而很多时候，往往这些地缘热点，会决定一段时期内两国关系的基调。

　　此外，即便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紧迫性获得一定缓解，但问题依在，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很有可能在蛰伏后重新干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就此表示，如果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惩罚中国的提案最终付诸表决，将很难阻止法案获得通过，“这是一个能让人清醒(sobering)的事实。”

　　在今年4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中，有一篇专门描绘盖特纳的文章。在其笔下，盖特纳有着“无论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随时给出战略的准备好的头脑”。而结束完采访的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样一颗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