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美双方对清洁能源合作怀有强烈意愿，但双方的关注点并不相同

　　【财新网】（记者 于海荣 21日发自北京）历时长达10日、24家知名企业高管随行，让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开始的任内第三次中国之旅，备受关注。

　　5月16日，骆家辉率奥巴马政府首个访华的美国内阁级贸易代表团抵达香港，开始其“清洁能源贸易之旅”（Clean Energy Mission），随后数日，贸易代表团先后到访上海、北京和天津。

　　代表团中有包括美国通用电气、波音、杜邦和杜克能源等在内的24家美国企业的高管或亚太业务负责人。临行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骆家辉表示，此次中国之行将重点推荐美国的清洁能源、能源利用、电力储存运输和分配等技术，希望能给美国带来更多商机和就业，同时也帮助中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中美双方对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均表现出强烈意愿，但是双方的关注点并不相同。美方希望中国扩大市场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修改自主创新政策，而中方则更希望借机敦促美国放松其高科技出口管制。有分析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很难有明显推进。

　　践行“出口倍增计划”

　　美国方面并不掩饰骆家辉此次访华的“推销”意味。从行前到访华过程中，骆家辉多次表示，清洁能源之旅基于奥巴马总统的“出口倍增计划”，即期望在五年内实现美国出口额翻倍，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的愿景。

　　“骆家辉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销’。”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伟文告诉财新记者，美国要实现出口倍增计划，打开市场是美国商务部的重要任务。美国一直把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认定为增长最快的、最有潜力的地区。

　　而在产业领域上，选择清洁能源并非偶然。目前美国经济规模中，服务业占到85%，制造业仅为15%，高新技术是其最关键的部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即认为，美国必须通过扩大高新技术的出口来实现出口倍增目标。

　　高新技术领域，环境、能源的合作是一个新的增长点。歌本哈根会议之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方向。彭博新能源财经公司5月20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2009年中国以346亿美元首次跻身清洁能源投融资排行榜之首，美国则退居次席。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美国先进的技术，使得双方合作前景可期。

　　骆家辉表示，美国和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不甘心在发展清洁能源的竞技中落后。“美国政府看到了市场潜力：能源是价值6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清洁能源是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美国商务部预测，2020年中国清洁能源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

　　美国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骆家辉多次提及同一例子：一台风力发电机，有8000多个组件，需要耗费200吨钢材，13吨玻璃纤维。如果能够达成新的项目合作协议，美国就有可能成为这些部件的产地，从而创造就业。

　　此次清洁能源之旅，美方的目的更多的是让美国企业与潜在合作伙伴见面。仅在香港一地，随行企业就展开了75场一对一的商务会谈，以拓展在香港及珠三角地区的相关业务。

　　“清洁能源领域，中国与欧洲、日本等国同时也在进行合作，美国如果不加力，可能会落在别的国家后面。美国在某些清洁能源领域并不占优势。”何伟文表示。

　　呼吁开放市场

　　在推介清洁能源的同时，骆家辉也将呼吁中国政府清除双方合作的障碍。在香港和上海，骆家辉均提及“对中国的商业环境有所顾虑。”

　　骆家辉在香港回答清洁能源市场准入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在加大清洁能源投资、应对全球变暖的同时，应该保持对美国及其他国家技术的开放度。

　　他认为，中国对外国清洁能源设备的市场准入“非常差”。他援引了一份报告的数据，外国风力发电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从2004年的75%降到了2008年的24%，并可能在今年降到5%左右。

　　中国2009年底出台的自主创新政策，一直被认为将外资企业排除在中国政府采购之外。骆家辉表示，尽管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但是对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的外资企业很不利，“根据测算，涉及的投标额达到每年850亿美元。”

　　为此，他认为，从长期看，这一政策将对中国的创新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它限制了原本可以促进中国合作伙伴创新的外商投资和进口。

　　中国美国商会4月发布的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法规解释相互矛盾”第一次成为首要挑战。骆家辉多次表示，这种情况在知识产权方面尤为明显，“即使国家层面出台了法律条文，但在地方却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尽管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有所改进，但是近来“似踯躅不前”。74%的美国企业认为，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完全无效”或“无效”。

　　“知识产权确实是中美贸易的关键问题，”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伟文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有些自主创新是通过购买国外产品，吸收后再生产出口，与原来的产品形成竞争。

　　“因为知识产权的问题，中美在合作上还存在分歧，”何伟文称，美国更多地愿意出口产品，而不是像中国期望的那般，转让技术，“这是需要磋商、妥善解决的问题。”

　　骆家辉在北京分别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官员会谈，自主创新政策、知识产权都是其中的议题。5月18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也透露，即将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政府在采购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规定也将是关注的重点。

　　中方：突破出口管制

　　事实上，相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所关注的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对双方清洁能源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更具决定意义。

　　骆家辉近来多次表示，美国的出口控制体系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会给本国产品出口制造障碍。目前美国政府正对出口控制体系进行修改，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出台这一体系的“修改版”，会有一些“实在的建议”。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5月1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评论称，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改革，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需要。这一举措是美国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必然选择，有助于缓解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是加强美国对外合作的重要方面，“骆家辉此次访华主要推介的清洁能源基本都属于管制的高新技术产品”。

　　5月20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会见骆家辉时也表示，清洁能源投资额通常很大，且具长期性、延续性等特点，若美国不能在放宽对华出口管制方面做出实质性推动，将会成为中美在清洁能源和其他领域加强合作的障碍。

　　美国现行的出口管制体系，主要基于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有两份不同的管制清单，分别由国防部依据《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和商务部依据《出口管理条例》进行管理。此外，还有三个出口许可证发证机构，以及多个执法机构，这些机构职能交叉重叠，但缺乏沟通，甚至没有信息共享系统。美国官方统计，2009年美国各部门共签发了13万张出口许可证。

　　中方一直认为，这是制约美国对华出口的关键所在，并呼吁美国放松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出口管制，但未能奏效。

　　中国商务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中，美国产品占比为18.3%，而2008年这一数字不到7%。

　　希望靠出口带动就业的奥巴马政府，决定对现行出口管制体系进行重新审议和改革。4月2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公布对现行体系的评估结果称，基于冷战背景的出口管制体系，难以匹配日益变化的经济环境和科技形势，美国应建立一个分层次的出口管制体系，保护最敏感的核心技术，同时放松对其他技术的出口管制。

　　同日白宫发布了《出口管制改革倡议情况说明》，根据计划，出口管制改革分三步，厘清两份清单的管制界限，简化出口许可证申领步骤，精简执法机构，通过立法程序，最终实现“一份管制清单、一个发证机构、一个执法机构和一个信息共享系统”的目标。

　　尽管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改革渐趋明朗，但是美国贝克豪思律师事务所律师John J. Burke 认为，中国企业不应期待对华出口控制迅速放宽。

　　“虽然政府官员和国会成员原则上支持取消不必要的出口限制，但是他们也充分认可放宽出口控制将削弱国家安全的担忧，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担忧。” John J. Burke认为，出口管制改革将继续前进，但只在已就放宽出口控制不会削弱国家安全达成共识的领域。

　　John J. Burke认为，扩大对华出口的一个可操作领域是改进商品管辖权过程，即确定军民两用技术，哪些可以对中国出口。“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那些为军事用途设计、但已主要运用于商业领域的技术，仍然受武器控制管辖。”

　　曾任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的何伟文也对财新记者表示，美国虽然在改革，但是目前谈到的主要是程序、管理机制层面的改变，真正实质性的提高出口产品技术门槛的措施，还没有看到。

　　美国国内法规定，出口管制清单需要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何伟文认为，考虑到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定位，此次改革带来实质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美国还把中国与朝鲜、伊朗一样，列在一个单子上，怎么可能有实质性放宽？”

　　在2007年美国出口管制清单修订中，中国曾被单独列出，包括航空发动机等20个大类的高科技产品受到出口管制。尽管据美方统计，出口管制产品只占中美贸易的5%，但姚坚认为，其影响面肯定超过5%，“管理程序和部门非常多，周期很长。”他希望美国在改革出口管制体系过程中能够一视同仁，不对中国采取歧视性政策。

　　何伟文告诉财新记者，骆家辉多次表示出口管制改革正在进行，这只是说明美国在朝放松管制的方向走，不能指望马上就有突破。“虽然在清洁能源方面，合作的前景不错，但是，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问题如果得不到全局性解决，就不会有大幅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