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有媒体以《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甫出，社会一片哗然，多家媒体长篇累牍地相继跟进、网上评论铺天盖地。本期“南方经济圆桌”特别邀请了三位经济学家，就贫富差距及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调整方案展开讨论。

　　■话题环境

　　历时六年收入分配改革临盆

　　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调研，到了2010年似乎进入收获的季节。近日，有关部门表态，《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简称《意见》)有望在年内出台。

　　从播种到收获，历时六年，收入分配改革似乎也应验了“帕累托改进”。“改革牵涉面太广，因此阻力也很大。不同收入群体的利益博弈是改革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而很大一部分阻力则来自垄断企业和一些收入比较高的行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京文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谈到收入分配改革时，温家宝亦曾指出，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当然，改革的措施并非仅仅拿垄断行业开刀，正如温家宝在4月1日出版的《求是》所说，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分好。正如部分经济学家所言，增加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收入分配的改革是一连串事件。

　　而这一天似正在临近。“不管怎么样，今年必须拿出东西来，收入分配不能总是空谈”，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在日前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提议，建立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分红机制，通过向社保基金划转权益、向公共预算调入部分收益等方式，建立居民分享国有垄断企业利润的有效途径。

　　针对以上种种“症结”，新的改革方案有望开出药方，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

　　据了解，比如，针对行业间的差距，方案有望提出，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管理办法，并使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此外，张东生司长还建议，向公共预算调入部分国企收益。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调入公共预算的国企红利规模，可用于全社会的公共支出。据了解，目前财政部和国资委就提高央企上缴红利比例正在研究当中。

　　本期嘉宾:

　　李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桓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副院长

　　■个人观点陈述

　　贫富差距悬殊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

　　主持人: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十分严峻;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速度是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最快的。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规模不断赶超世界强国，但是贫富差距有增无减?

　　李珍:资本处于强势政府不能任由劳动者状况恶化

　　相比同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比如东欧诸国，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还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一方面，垄断行业的收入高出社会平均收入一大截，当然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是自然垄断，还是行政垄断，但总体上来说，很多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另外，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收入这快，由于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一个无限供给的状态，因此在与资本的对话中，没有地位。如果政府在其中不能恰当地履行角色，就会恶化劳动者的状况。不过，当下劳动力市场正发生变化，朝着一个更利于劳方的方向在演进。

　　冯兴元:贫富悬殊问题主因还是市场化不够的结果

　　中国仍处于市场转型的过程里，总体上而言，贫富悬殊的问题，主因还是市场化不够的结果。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里，即使收入差距较大，人们关心的是有没有参与到市场竞争的过程里去，而且，市场过程解决了大部分公平的问题。

　　对比国内，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尤其是垄断企业，应该从市场里退出来。此外，退一步说，如果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比现在要高，中国的GDP规模，即我们能分配的“蛋糕”要比现在大。

　　刘桓:贫富差距是一个结构性不对称的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结构性不对称的问题，是所谓的市场化过度成分。目前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几个生产要素取得的收入不对称，劳动所得占的比重下降，在改革初期是劳动薪金占到55%—57%，现在只有34%。也就是说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恶化，土地所占的比例过大，这是市场化过度的结果，需要在收入结构上加以矫正。

　　此外，垄断行业取得的收入过高，都是工薪阶层的分配，真正的差距在，资本和土地，以及资源，这些要素取得的回报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