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卿

　　今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适度转向的迹象明显。

　　4月2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G20财长峰会上，各国财长表示：“在不同地区，复苏程度存在差异，而失业率在某些经济体仍然居高不下。我们认识到，这样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政策反应。”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央行政策彼此间的影响加剧。中国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其他资本市场的波动。

　　中国紧缩政策震动亚太市场，这是一个立杆见影的表现。截至昨天晚间，香港、韩国、新加坡、悉尼等地股指纷纷下跌（详见A9）。

　　相对于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国，中国在对待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面颇为谨慎。尽管如此，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标杆地位，货币政策转向之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作用不容小觑。

　　两块“金砖”加息忙

　　其实，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并不是最早实施的。去年8月，以色列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调升25个基点至0.75%，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一个宣布加息的央行。不久后的去年10月，澳大利亚也宣布加息；今年4月澳大利亚再度加息，这已经是金融危机以来第五次加息。作为资源大国，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令澳大利亚成为率先复苏的经济体之一，但伴随而来的通胀压力也成为该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紧随澳大利亚之后的是印度。印度央行早在去年10月就正式宣布启动退出机制，调高银行法定流动资金比率100个基点至25%，要求银行将更多的现金投资于政府债券，并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虽然并未调高基准利率，但印度央行行长当时表示，应该“是时候以合适的方式实施退出机制”。今年3月和4月，印度央行连续两次调高基准利率，以对抗因食品上涨而连续走高的通胀率。

　　4月28日，巴西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一举上调75个基点至9.5%，此为巴西20个月以来的首度加息，同时也使巴西成为拉丁美洲首个采取加息方式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欧元区踯躅中决策

　　与发展中国家明显开始退出货币政策不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却慎用加息“大棒”。

　　美国迄今为止尚未调高基准利率，但货币政策的“退出”步伐早已开始。在去年年底，美联储推出一项针对银行的定期存款工具提案，其功能类似于中国央行发行的央行票据，能够回收银行系统中的过量货币，这被认为是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一部分。

　　今年2月，多项量化宽松的政策开始到期而且并没有延期。这被视作美联储正式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标志。美国经济自去年第三季度开始由负转正，去年四季度更是环比增长5.6%。不过，美国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目前仍维持在9.7%的高位，这阻碍了美联储加息的步伐。

　　希腊财政危机打乱了欧洲的退出策略。今年年初，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曾经描绘欧洲货币政策的退出蓝图：先逐步结束无限制贷款措施，最后加息。但希腊等国面临的财政危机令退出策略难以实施。

　　希腊面临的财政赤字危机已经威胁到欧元，上周标普调低希腊债券至垃圾级更是触发了市场恐慌。而面临财政赤字危机的国家不仅希腊一个。任何加息的举动都会进一步增加这些国家的筹资成本。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德国失业率降幅超出市场预期，达到8.1%。欧元区最大经济体经济状况好转本应是好消息，但东欧和西欧经济差距增大，将加大货币政策决策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