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集团行政总裁冼博德（Peter Sands）总是来去匆匆。

　　“我经常来亚洲出差，我们有不少业务总部设在新加坡、香港和迪拜”。冼博德在4月28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渣打集团总部设在伦敦，并没有计划像总部设于伦敦的汇丰集团那样，把行政总裁办公室搬到亚洲。

　　“我们并不担心其他银行把更多业务重心转移到亚洲，因为长期以来渣打的重点始终是在亚太、非洲和中东等新兴市场。”冼博德颇有自信地说，“我不担心竞争，竞争对于市场发展是有好处的，而且渣打在上述地区都有很好的市场占有率。”

　　去年渣打集团收入上涨9％至151.8 亿美元，税前盈利增加13％至51.51亿美元，来自亚洲的重要业务对税前盈利的贡献超过75％。

　　目前渣打集团在全球70多个国家设有 1700多个分支机构，企业银行和个人银行营运收入和利润超过90%都来自亚洲、非洲和中东市场。

　　谈及渣打集团平稳上升的业绩，冼博德表示，渣打银行在业务模式上是相对保守的，比如，该行一直确保存款大于贷款，而有些西方银行确实存在贷款量大于存款的情况。

　　2007年 4 月，渣打银行（中国）成为第一批本地外资法人银行。2005年9月，渣打通过其香港全资子公司渣打银行（香港），投资大约为1.23亿美元，成为渤海银行唯一的外资战略投资者，持有19.99%股份。渤海银行是自 1996 年以来首家获准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其后，渣打集团按照既定步伐在中国扩展，没有再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其他金融机构。而同一时期，其他的外资金融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上却频频行动。

　　冼博德坦言，“我加入渣打集团之后，也经常被批评，说渣打在中国的发展步伐太慢，不像其他银行那样雄心勃勃。这是因为我把银行看做一个长久的事业，而不是在6个月内就要论成败的短距离全速赛跑。”

　　冼博德有自己的信念。他指出，2009年渣打集团在中国的税前盈利增加超过 200%至2.8亿美元，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速度。渣打银行在全国拥有16家分行、38家支行和 1家村镇银行。同时，已获准筹建呼和浩特分行。

　　目前渣打集团分别在伦敦及香港交易所上市，名列富时100指数首 25家公司（以市值计算）。今年3月底，渣打集团已向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初步招股书草稿备案，计划上半年在印度上市，集资约5亿美元。

　　并购不是单纯为了做大

　　《21世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改变原来的经营重点，投放更多资源开拓亚太等新兴市场，比如汇丰集团就把行政总裁办公室从伦敦迁到香港。对于一直以来致力于发展新兴市场的渣打银行来说，是否意味着未来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渣打有什么应对的策略？

　　冼博德：我们并不担心其他银行把更多业务重心转移到亚洲，因为长期以来渣打的重点始终在亚太、非洲和中东等新兴市场，这是我们银行的重中之重。我不担心竞争，竞争对市场发展是有好处的，而且渣打在上述地区都有很好的市场占有率。

　　亚太区对于渣打集团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有三个董事会成员常驻亚太，分别在香港、新加坡、韩国。渣打集团的总部在伦敦，但是我们有很多枢纽机构在新加坡、迪拜、香港。

　　《21世纪》：渣打集团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更多对外扩张的实力和优势，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渣打有更多的并购行动？

　　冼博德：渣打其实更倾向于内部的有机增长，我们并没有排除各种并购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对于并购有严格的分析过程，包括并购目标的经营状况、企业文化、经济效益等。我们觉得并购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把企业做大，而是看能否帮助我们创造价值。我们4月27日就公布了一项并购交易，渣打将向巴克莱并购在8个非洲国家的证券托管银行业务。

　　《21世纪》：之前曾有市场传闻说，渣打有兴趣并购苏格兰皇家银行，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冼博德：我们关注的是亚非中东地区，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业务则主要在英国和美国，与我们的业务根本不匹配。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做包罗万象的全球性银行，我们只想在熟悉的地区做好自己的事情，专注于新兴市场。

　　开拓中国步伐太慢？

　　《21世纪》：既然中国是你们目标市场之一，为什么渣打银行在中国入股渤海银行之后，没有战略入股其他金融机构？你如何看待渣打在中国的发展速度？

　　冼博德：去年渣打中国业务的税前盈利增长了200％，这是一个很好的速度，我们在衡量一家银行的有机增长的时候，不能单纯看做了哪些投资，入股了多少银行。当然我们在渤海银行的发展也是相当健康的。

　　我加入渣打集团之后，也常受到批评，说渣打在中国的发展步伐太慢，不像其他银行那样雄心勃勃。这是因为我把银行看做一个长久的事业，而不是在6个月内就要论成败的短距离全速赛跑。渣打之所以能渡过危机，就是因为保持了发展战略的连续性，根据自己的步伐前进。事实上，渣打在过去6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2002年加入渣打集团，2001年渣打的盈利大约为10亿美元，而在2009年盈利已经到达50多亿美元，增长幅度是很大的。

　　《21世纪》：未来渣打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会加快吗？现在在中国可以进行战略入股的银行所剩无几。之前有传言说，渣打银行和光大银行在商谈入股事情，如果今年光大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市的话，渣打有兴趣入股吗？

　　冼博德：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中国的投资速度已经加快，而对于是否会入股更多的银行，我现在无法对具体的个案做出评论，我只能说渣打的核心就是有机增长，我们对于与渤海银行和合作是很满意的。

　　《21世纪》：渣打今年上半年完成在印度的上市，那么渣打在上海国际板上市的计划，准备得如何？

　　冼博德：我们很有兴趣在上海上市，但是目前仍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会根据市场条件来选择一个正确的时间。我们当然希望成为首批在上海上市的国际企业，我们也会和中国的监管当局保持密切的对话。

　　《21世纪》：刚才谈到渣打今年上半年会在印度上市，目前进展如何？之前你们曾表示，在印度上市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融资，而是为提高在印度的知名度。渣打已进入印度多年，为何还需要通过上市来提升知名度？

　　冼博德：因为在印度上市，可以突出渣打集团差异化经营的特点，而渣打也将会成为唯一一家在印度上市的国际银行。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印度计划的融资额度只有5亿美元，与渣打集团的总市值相比，只占1％。我们这样做，也有助于孟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提高当地市场的流动性。

　　所以我们在印度上市确实不是为了融资，如果渣打仅仅为了集资5亿美元的话，在伦敦也可以筹到这些资金。另外，渣打2003年在香港上市的经验也显示，如果你在当地上市，你所得到的关注也会提高。

　　收入、盈利增长目标均达两位数

　　《21世纪》：你在2009年年报中提到，去年上半年，渣打面临的三个挑战是：韩国的整体表现；中东及其他南亚地区的贷款减损；及个人银行业务的财富管理及存款收入急跌。而去年下半年则面对来自商业银行自营收入的放缓。你觉得去年面临的四个挑战，在今年的情况会如何？

　　冼博德：今年的情况与去年很不一样，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济复苏出现积极的迹象，不可否认我们每年都会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将面临的一个风险是，监管框架将出现变化，而且现在还很难预测这些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另一个问题是，许多西方经济体仍然面临困难，虽然对于亚洲没有直接影响，但肯定会间接影响到亚洲的经济，比如出口。

　　尽管挑战很多，但是我们做生意的理念很简单，我们的投资者所要的是，不管经济如何，渣打收入和盈利都需要有双位数的增长。

　　《21世纪》：那么渣打如何平衡在全球不同市场所面临的监管差异？你觉得什么样的金融监管架构才是合适的？

　　冼博德：实际上监管机构也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才能实现两个目标：第一，如何才能让金融体系更为安全与稳定；第二，如何让银行业更有效率地发展，从而支持实体经济取得增长和增加就业。

　　渣打集团也参与到与各国监管层的建设性对话中，希望帮助平衡监管，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并不排斥监管，对于一家好的银行来说，需要合适的监管环境存在。有些地方，监管太多，却缺乏有效监管。我们觉得西方的监管层应当适当学习亚洲一些地区的监管技巧和监管工具，亚洲决策者的声音和诉求应该在G20会议上被广泛地倾听和传达，但是现在这类会议都是被西方所主导的。

　　我觉得中国的监管体系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很有效的作用，我们与银监会的北京总部以及地方组织都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

　　《21世纪》：渣打的策略基础是寻求自然增长，专注于亚洲、非洲和中东，以及由资产负债表带动的审慎业务模式，以及银行一体经营。去年你们曾对这些策略作出反思，你觉得这些策略是否需要修改？

　　冼博德：我们当然会有细微的调整，平时每个月都会对风险、投资偏好以及流动性等做出检讨，在金融危机中这种检讨就更为频繁。但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则是不变的。

　　我们做的另外一个调整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觉得需要增大渣打的品牌认知度，因为我们以前的一些竞争对手面临困难，现在是渣打的好机会。我们除了筹备在印度上市之外，也从下个季度开始赞助英国利物浦足球俱乐部。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新的品牌承诺“Here for good”(一心做好，始终如一)。这个口号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致力于在某个地区做好长期服务的准备，和当地人们一起经历经济繁荣，也渡过经济难关；二是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这个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价值观。

　　能否考虑用另一个标题？虽然我们明白在内文中总裁有解释，但是真的不希望用“被批评“这一个词在标题上。可否开成“我把银行看做一个长久的事业”或 在中国不是参加“短距离全速赛跑“。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不要直接与别家银行对比。洗博德的回答是对应于整个市场，我们希望不要让读者觉得他只是与个别银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