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4月2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提出，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之前的今年全国“两会”上，分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热点话题。

　　 目前，酝酿6年之后，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引起人民强烈的期待。尽管近些年国家在实行农村最低医保和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下足了气力，但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只给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吊上一瓶“氧气”，使他们可以支付基本开支，而不触及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问题在于中产阶层得不到伸展。向上，中产阶层面临着无形的行政垄断的挤压。金融、电信、电力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实际情况可能还不仅仅如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着“反危机”政策所凝聚的“要素资源和资本的空前优势”，大肆进入第二产业。

　　 向下，没有一个激励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从微观机制上讲，国有部门经济是典型代理人经济，代理人经济的利益激励是倾向于使产业流程内部化，这样越大的规模、越大的营业收入，越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业态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并不断地吸收怀抱创业冲动的年轻人加入中产阶层大军。

　　 你看看身边的年轻朋友、学生，现在是不是全民思 “炒”？对于前途的失望，使他们的累积财富第一念头是“炒”，而不是创业——现在利润来得最快的，全是交易性机会。我相信，像马云那样的公司，未来几年很难再现了。

　　 当下许多体制，对增加家庭收入、扩大中产阶层队伍是不利的，所以形成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而消费在萎缩。在我看来，目前体制上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金融业的“劫贫济富”。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雇佣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意味着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家庭）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国有部门，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会进一步恶化。

　　 二是资源暴利。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都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有可能得到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牌照的，只有垄断部门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

　　 三是垄断暴利。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垄断利润的来源在于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部分消费者的钱就转化成垄断生产商的利润；中国的垄断部门比这个更厉害，他们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而且还可以将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的利益被拿走了，甚至全民的福利也被拿走了。

　　 垄断行业拥有超额利润的同时，却基本不分红，国资委在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企按照税后利润的10％或5％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分红水平在50％以上。即便有分红，大部分也进了国资委的金库，而非财政收入，也就是说，还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的增长，分红只能成为国资委攻城掠地的再注资。

　　 过去十年，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提高居民消费。然而，中国消费在总体GDP的比例年复一年地下降，因为新兴的城市家庭、中产阶层受到挤压，负担沉重。我们改革收入分配的重心，在于破除体制的障碍，给低收入阶层一种激励，为他们创立一个体制，让他们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进入中产阶层。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意味着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的扩大，如果再加上提高社会保障和中国城市化提速，它将引导中国经济进入排浪式的、靠内需增长的长周期。

　　 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