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投票权的增加，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背景】华盛顿时间4月25日，世界银行186个成员批准世行增资方案，增资总额达860多亿美元，并历史性地赋予了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整体投票权由原先的44.06%提高到47.19%。这履行了世行2009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作出的承诺，即把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大幅提高至少3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整体投票权从此前的2.77%提到了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巴西、印度投票权也获得了小幅增加。与此同时，美、日、英、法、德、加等国投票权比例相应下降。美国投票权由16.36%下降至15.58%，但仍稳坐世行头把交椅。日本投票权从7.85%下降至6.84%，依然位列第二。

　　同时，世行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主要机构之一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提高了3.13个百分点，至此，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投票权4.59个百分点。此外，作为世行的私有投资部门，国际金融公司(IFC)也通过了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提高至39.48%，总共转让6.07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投票权将由目前的1.02%提升至2.29%，但仍位于美、日、英、法、德等传统发达国家之后。

　　那么，世行投票权的增加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第三把交椅”应当怎么坐？中国未来的国际合作道路如何走？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表示，投票权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在世行发言权的增加，这必然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据余永定介绍，在2009年10月第三次G20金融峰会上，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3%的世行投票权，以及5%的IMF份额的改革方案就已被提出。此次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属“意料之中”。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当今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快速演变的多极世界经济体”。世界已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复苏和恢复增长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此举也是“顺势而为”，通过改革来承认并适应这一新的变化。

　　然而，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撼动”，其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美国在世界银行中拥有的投票权依然维持在15.85%，保持着“一票否决权”，“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余永定表示，尽管通过改革可以弱化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但IMF和世行权利分割的结构“并未伤筋动骨”，整体格局未变。随着金融合作的不断增进，各国集团对金融主导权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而且“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扭转”。

　　从这个意义上看，此次世行投票权改革的幅度“仍未尽人意”，并没有达到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当的、合理的调整幅度，也不足以体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行内应当享有的各项权益。

　　尽管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依然弱势，但此次改革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让渡了3.13%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整体投票权已由原先的44.06%提高到47.19%。

　　余永定强调，由于发展中国家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加之“发达国家也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在一些要求超过三分之二票数通过的议案，发展中国家在表决中联合起来，仍有可能“跨越美国的一票否决权”。

　　他认为，这次向发展中国家让渡的3.13%投票权，中国得到了超过半数的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一个“指挥者(stick holder)”，在国际社会中应当肩负起更加重大的责任。这要求中国在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更多地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利益。

　　这种考虑应当“不分亲疏”，如此才能从长远的发展角度，保证国家利益。同时，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时，更应以国际眼光来审视政策，要兼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独善其身”，才更符合一个经济大国的定位。

　　余永定表示，对中国来说，世行话语权的提升，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将面对更重的国际责任。如何充分利用干预国际金融体系的能力，作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是需要中国长期权衡的问题。■

　　(财新记者 刘志洁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