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华盛顿时间4月25日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如财政部长谢旭人所称，世行投票权改革“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谓其意义重要，是因为世界银行作为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IFIs）之一，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方面，迈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

　　此次世行投票权改革，受到了国际媒体的普遍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舆论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少有的接近性，这反映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占据位置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往讨论远比行动多。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如果既有条件与背景未发生重要变化，则任何机构都注定不会有改革动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成因在于，随着“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对自身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占有的总体份额应当与发达国家相对均等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国际金融机构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满足合理的诉求，由此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议题。

　　如今看来，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已不只是停留在讨论层面，而是有了明确的实质性举动。观察几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投票权有了大幅的提升，印度则有小幅提升，从2.77%提升到了2.91%，俄罗斯尚未有变化。比较而言，日本的投票权下挫幅度较大，几个主要欧洲经济体，包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等，投票权都相应受到削减。投票权权重的变化，背后反映的是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沉浮。

　　毫无疑问，世行投票权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一个片段，其结果具有必然性。各经济体经济力量的变化，是这种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而阴霾刚刚散去的那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则犹如一个引子，促进了改革的加速。金融危机仿佛是世界经济的一场检阅，将各国经济的现状投置于聚光灯下。

　　当然，尽管世行投票权改革富有重要意义，但在我们看来，这种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其理由之一在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其实还只是一个开始。事实上，刚结束的G20财长会议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讨论已经进入具体环节。在世界银行增资和投票权改革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一步改革的方案也要开始落实。IMF的具体改革方案将在今年秋季会议上通过，IMF的改革也将把份额和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往发展中国家转移。从中可以看出，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是同步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同时，仅从投票权的层面看，新兴市场经济体与老牌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美国仍有一票否决权，即是一个证明。传统的世界经济、金融秩序不可能一夜间发生突变。在这个意义上，对待世行投票权改革，既要看到其进步之处，又不可盲目乐观。

　　还要认识到的是，投票权的增加不等同于拥有核心话语权与领导权。从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匹配的角度出发，从满足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合理诉求出发，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还任重道远，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谋求更大的话语权，积极举荐符合要求的国内经济、金融精英参与到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中。

　　权利须与义务相匹配。在国际金融机构不断推进改革之后，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大格局里，中国未来将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几乎是一件无法回避的事情。一方面，就大国责任而言，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也只能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同时，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从一个被赋予了更大责任的经济体的角度，中国经济必须进一步练好内功。在某种意义上，解决好国内难题，也正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

　　总体而言，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实质性迈步，与日益呈现出的尊崇多边主义的合作姿态，将成为促进全球经济的“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整个国际社会都应乐见这样的改革，并将最终分享整体进步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