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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历史上多次进行监管体系的变革，其中最著名的要算1986年的“金融大改革”。在撒切尔内阁的干预下，金融城解除管制，引入竞争，将此前极为封闭的金融城推向全球市场。改革导致一些英国金融机构被外国对手吞并，因而引发争议。

　　事实证明，此次改革巩固和加强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提起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和伦敦是最无争议者。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则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代名词。不过，与华尔街相比，伦敦金融城在中国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

　　近年来，伦敦金融城屡遭冲击，无论是十余年前欧元问世，还是至今余波未平的金融危机，都被认为会动摇其地位。事实正相反，伦敦金融城正在缩小与华尔街的差距。

　　全球金融界最为认可的金融中心排名是 GFCI（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伦敦在最近一期，也就是2010年3月发布的GFCI中继续高居首位。其他一些欧洲城市，如法兰克福、苏黎世等，则受金融危机拖累，名次出现下降。

　　伦敦何以在金融危机后维系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英国酝酿着怎样的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何借鉴？

　　3月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前往伦敦，先后采访伦敦金融城、伦敦证券交易所、波罗的海交易所及汇丰银行、巴克莱资本、富达国际、普华永道、卡斯商学院等机构，探求上述问题之答案。

　　最国际化名副其实

　　伦敦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走在伦敦街头，随处可见来自包括亚非拉在内的各种服饰。有统计表明，今天的伦敦居民一半以上是有色人种，游客更是来自世界各地。

　　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其金融业中。与头号竞争对手纽约不同，伦敦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腹地，这反而成就了其最具国际化的特色。

　　以最重要的上市公司和全球跨境贷款两个指标看，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比例在伦敦为19.87%，纽约为13.8%，香港为0.7%；伦敦的全球跨境贷款占比为20%，纽约为9%，东京为7%。上海上述两项指标均为空白。

　　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部董事总经理毕卓识（Tracy Pierce）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有3000家公司在伦敦上市，包括600多家来自70个国家的外国公司。

　　毕卓识的主要工作是吸引海外企业来伦敦上市，以及协助英国企业到海外上市。为接待这次来自中国媒体的采访，她戴上了在北京买的珍珠项链。“在600家伦敦上市的外国企业中，中国占51家。我们相信会有更多中国公司来上市。”

　　从机构数量看，伦敦金融城是世界上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地方，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市场和国际保险市场，有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黄金市场，这里的欧洲货币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在国际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伦敦汇聚来自各地的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分析员等多方面人才。

　　香港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评价说，无论从资金来源与应用的国际化，还是从人才聚集看，伦敦都称得上真正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新加坡还只能算是区域性金融中心；而上海目前只能算是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

　　长期的国际化环境，令伦敦金融界人士普遍有着极为开放的心态。

　　伦敦金融城政府国际事务总监司申特（Peter Sissons）告诉本报记者，往年金融城市长访华，跟中国商务部长交流的时候，一直都会争取英国企业到上海上市。如果上海推出国际板，“这是金融城争取到的成果，我们会感到非常鼓舞，让企业有更多融资渠道，我们不感到受威胁。”

　　司申特表示，伦敦希望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两方企业可以互相到对方投资，是双赢。在英国，利物浦是第二大资产管理中心，爱丁堡等地的金融市场也很发达，伦敦没有包揽天下的想法。

　　伦敦波罗的海航交所是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的提供者。其行政总裁潘杰明也向本报记者表示，波罗的海航交所与上海航运交易所一向联系密切，包括上海航交所新近推出的集装箱指数也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我们很支持上海发展为国际航运中心。”

　　伦敦的国际化甚至引来国内不满。有人认为，伦敦城从来只考虑自己的发展和利润，而对整个英国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却不够关心。为此英国政府还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减少伦敦城的对外投资、对高收入实行高税收等政策。

　　监管体系重构

　　英国悠久的自由资本主义传统以及开放竞争的做法，创造了金融创新得以繁荣兴旺的环境。伦敦金融业向来以有效监管、良好企业管治及市场透明度著称。金融危机之后，伦敦也开始反思金融监管体系，重建监管体系呼声很高。

　　卡斯商学院院长Richard Gillingwater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英国政府、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及金融监管局互相推卸责任，不能有效运作。随着事态发展，终于英格兰银行与金融监管局部分部门都合并起来了。

　　Gillingwater称，加强监管是必要的，首先全球各国应加强监管银行业，特别是有大客户基础的银行，研究应该容许它们提供哪些服务，例如应否进行高风险的对冲活动。

　　伦敦金融城市长安司棣向本报记者表示，英国将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危机后，一些公司的架构比以前稳固，因为他们的董事局加入了有公信力的人士。安司棣称，他希望 G20峰会能够探讨建立一套全球都认同的监管标准。

　　汇丰银行全球经济师葛霖也认为，多个国家应同时监管金融业，而不只是英国。

　　安司棣称，英国民众对金融城的批评没有像华尔街遭受的抨击那么激烈。

　　Gillingwater则介绍，金融危机后，卡斯商学院对课程作出调整，在很多金融技术性课程内，加入了道德的考虑，亦增加了商业道德及经济史的课程，希望学生能从历史中学习，对问题有更深入了解。“我认为金融危机爆发与从业员的道德有关。”

　　伦敦历史上多次进行监管体系的变革，其中最著名的要算1986年的“金融大改革”。在撒切尔内阁的干预下，金融城解除管制，引入竞争，将此前极为封闭的金融城推向全球市场。改革导致一些英国金融机构被外国对手吞并，因而引发争议。

　　事实证明，此次改革巩固和加强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曾任伦敦证交所主席的尼古拉斯·古迪森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伦敦金融城的改革证明，竞争是促进繁荣的硬道理。正是因为破除了竞争壁垒，伦敦才吸引了世界各地大量极具竞争力的人才和资本。

　　其实，伦敦也受益于其他金融中心城市的失误。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因其过于严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国公司到纽约融资。

　　如今，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以伦敦证券交易所为例。毕卓识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提供四个不同市场，包括主板、专业证券市场、专家基金市场及AIM创业板。主板的高级级别是欧洲最高的要求，入选FT富时指数者必须来自于此；AIM创业板则没有特别门槛，甚至不用证明有盈利能力。

　　有趣的是，在谈到金融监管话题时，金融城受访人士均会提及中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大的冲击，并认为这应归功于监管的成功。普华永道英国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史达德（John Stuttard）更是宣称，金融危机证明“格林斯潘错了，刘明康是对的”。

　　“通往欧洲的跳板”

　　毫无疑问，伦敦金融城越来越关注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行政总裁Andrew Cahn告诉本报记者，当他四年前接受这一任命时，当时的财长、现在的首相布朗对他说，特别要把焦点放在中国。“我因此减少在欧美的员工，把他们用于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

　　Andrew Cahn说：“英国是欧盟在中国最大的投资者，而中国是英国第十大投资者，但我们仍要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关系。”

　　本报记者所采访的多位金融界人士，均有中文名字，且对中国情形颇为熟稔。吉利收购沃尔沃、力拓商业间谍案都是每次正式会谈间隙或茶点时间的谈资。

　　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事务组副主席钟斯3月29日见到本报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最大的消息是吉利汽车收购富豪，是继联想收购IBM后，中国企业再一次收购西方名牌。”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白乐威在谈及人民币升值时对本报记者称：“与美国人不同，我们不会教中国政府如何处理人民币，这是无意义的。”

　　英国政商各界，均希望中国把英国当做“通往欧洲的跳板”。Andrew Cahn称：“我期望未来10年中国增加海外投资，而英国是很自然的投资目的地，因为它是进入欧洲的窗口，亦有很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数，英国具有便利的营商环境，有很好的大学，税制和监管制度亦完善。”

　　毕卓识亦告诉本报记者，她在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时，向中国企业强调在伦敦上市的好处是，可作为通往欧洲的跳板，欧洲占全球GDP 31%，有4亿人口，在拓展投资产品及找并购对象方面，伦敦是很自然的选择。

　　史达德则称，中国的银行每年都派人来英国两周，包括一周在剑桥学习，另一周则到访金融城，到汇丰、渣打及德意志等银行交流。普华永道过去协助不少中国企业来英国投资和收购，亦帮英国企业到中国投资。

　　史达德认为，跨国并购产生的文化差异的确是个要留意的问题。在英国开公司很容易，且不难请到中国雇员，英国的税制及法律制度简单，领取牌照时间亦短。中国企业可以先在英国开设代表办事处，继而决定是否作重大投资，例如建行和交行便是如此，这样降低企业承受的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司申特向本报记者介绍，围绕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世博会，伦敦做了很多准备。

　　伦敦金融城与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花了很多时间和资源，展览将有不同主题，包括推广金融服务业。伦敦金融城、巴克莱及金融时报会在世博会期间举办论坛，主题包括从金融危机中吸取的经验等。

　　伦敦金融城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代表处，致力于推广“伦敦金融城”这一品牌，包括英国整体的金融服务。

　　伦敦波罗的海航交所行政总裁潘杰明称，亚太区的航运活动增加，特别是中国运入很多原材料及运出制成品。他们过去几年在亚太区下了很多工夫，制作了来往印度中国运铁的指数、来往西非与中国运油指数、来往巴西与中国的运铁矿指数及来往中国与澳洲的运铁指数。

　　金融机构也都关注中国的投资机会。无论是汇丰银行全球经济师 Stuart Green、巴克莱资本副主席韦德颖，还是富达国际企业总管及投资评论员Tom Stevenson，都向本报记者详细地介绍了其公司的中国战略。他们对人民币升值、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房地产泡沫等中国话题亦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