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9日，一封《给中国足协的一封公开信》、一条“请中国足协官员集体引咎辞职”的标语，抢占了各大体育媒体的显著位置。这一天，有中国足球民间反赌第一人之称的任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将向检察机关提交相关证据，并以此作为起诉中国足协的重要依据。

　　2010年1月8日，按照原定计划，这应该是任杰招开新闻发布会，把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全部公布于众的日子。但就在前一天，一个神秘电话让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究竟是谁的电话让任杰暂缓行动？

　　任杰曾经因为赌球而输光了百万家产，他为何选择此时向中国足协发难？他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又是什么力量让他欲说还休？而作为中国球迷，究竟该不该把矛头直指中国足协？这个饱受指责的机构该不该就此解散？中国足球能否浴火重生？《22度观察》与您共同关注。

　　该不该把矛头对准中国足协？

　　主持人：我们观察，你们判断，各位好，欢迎收看《22度观察》。我不是一个球迷，但是这不妨碍我喜欢看中国足球的事儿。以前中国足球娱乐大家靠的是球员，现在靠的是中国足协，所有的人都在等着看足协以及足球圈还能出现什么样有趣的事件。前不久有两位球迷给中国足协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要表示说我们将会给检查机关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很多赌球的内幕。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关于赌球和中国足协等等这些事情。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当事人，一位被称作民间反赌第一人的任杰先生，还有一位资深的足球记者郝洪军先生。坐在他们对面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一位是资深体育人刘建宏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著名的球迷，也是社会学者郑也夫先生，欢迎您。

　　我们也联系了中国足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现在还不愿意出来跟我们的球迷面对面，我们给他们空了一个位置在这儿。如果我们观众当中有人说我想替足协说两句，那你可以站在这儿来讲。

　　我们这个节目是需要表态的，这一次两位开始向中国足协发难，我们要不要把矛头直指向中国足协？来。你们三位是坚定的绿色，郑先生要变？

　　郑也夫：我得这么搁。

　　主持人：竖着搁？这样也行。咱们先问一问郑老师，为什么中立呢？您一直是一个立场很鲜明的人。

　　郑也夫：其实我早就主张用重磅炸弹来抨击它了，这么大机构吧，我觉得留三个人就够了。

　　主持人：留三个人就够了？都负责什么的？

　　郑也夫：就是代表中国来牵头组织国家队参加国际赛事，国内赛事跟你没关系，以后也没人骂你了。

　　主持人：这个观点和你们两位的出发点一样吗？

　　郝洪军：我个人觉得足协可以集体辞职，或者下课，或者说彻底改制。

　　任杰：没错，中国古话有一句话叫做：当家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足协官员坐在这个位置上，没为咱们的足球做出贡献，相反的说，甚至说是纵容了足坛的那个“假赌黑”。

　　主持人：任杰是不是也赌球？

　　任杰：我赌过。

　　主持人：赌过球你还好意思出来告人家？

　　任杰：因为他们没管理好，才让好多中国球迷误入歧途，走上赌球这一条歧路。

　　主持人：你赌球怪人家没管你。

　　任杰：足协在管理上也还是承担一定的问题的，就相当于连带责任。

　　主持人：好像是赌球输急了，所以要告它，把钱要回来。只有刘建宏放了红脸，您要不要站在那儿说？

　　刘建宏：不用，因为我们过去大家也都清楚，包括3号隋波事件，我就是提出这个问题，让贾秀全说出3号隋波的记者。为什么我现在不咱赞成说只把中国足协当成一个靶子进行这种抨击呢？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足球的很多事情上足协其实做不了主，足协只不过是被我们看成是中国足球的一个领导者，但是实际上并不这样，中国足球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说比足协责任大的人很多，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应该有很多，甚至像我们的媒体、像我们的球迷，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都犯过错误，我觉得中国足球是一个综合症，不光是中国足协一家的问题。

　　主持人：你这么一说没法儿治了。

　　刘建宏：有法治，我说的是综合治理，足协因为它不是一个司法部门，它管不了赌球。假如说我们简简单单地把这个炸弹扔给中国足协，可以，中国足协就那么小的一个衙门，它的行政级别也不是很高，你把它炸烂了，中国足球依然是这样的。

　　郝洪军：司法打击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足球的管理体制不改变的话，这种打击是没有用的，三五年之后这种假赌黑还会滋生，还会蔓延，所以应该打击的同时，足协应该改变这种管理机制，中超、中甲，过去的甲A也好，所有的管理权实际全在足协的手里攥着，尤其是经营权，整个实际包括各赛区的广告牌、场地的广告一半的给足协，而这种钱实际俱乐部自己很难有经营的空间，赚不到钱，他只能减少这个球员的收入，那个叫降薪，降完薪球员就没心思踢球了。

　　主持人：我看刘建宏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就说球员其实日子过得也很惨。

　　刘建宏：800块钱一个月，你相信吗？

　　主持人：800块钱一个月？你说什么级别的？

　　刘建宏：中超。

　　主持人：不会吧？

　　刘建宏：在一个球员的婚礼上，当时的一个中国国家队的主力球员，也是全国冠军球员，他的年薪大概是60多万，而且这60多万还没有完全拿到。于是后来他想到逃跑，想逃跑到国外去踢球，但是最终被还是俱乐部又降服了。然后他指着一个跟他一块过来的小伙子说，他一个月就拿八百块钱，这八百块钱可能还拿不到手，你说他到这儿来参加婚礼，他连份子钱都随不起。这是目前中国足球球员真的一个生存现状，你说一个国家队的主力、一个全国冠军队的成员，他如果只那60万的年薪你觉得高吗？因为球员跟我们不一样，球员是要靠十年的这种青春，然后把这一辈子的养老钱挣出来。

　　主持人：全挣出来。

　　刘建宏：不能说我们一听60万给我吧，我也愿意挣60万。但是球员只能挣十年，因为后面的几十年他都要靠这个去活着的。

　　主持人：这听起来太惨了。郑先生是研究整个社会的，所以像刘建宏说这是一个综合问题，我觉得就得您来开方了，他们两边谁的解决方面对？

　　郑也夫：我跟他们俩的看法不太一样。他们主张这个班子不行，得撤掉，然后再攒出一个新的班子来。我认为功能得极大地放权，原来有这么多权利吧，就留一个。因为人家国际上来，人家不能找俱乐部联系，世界杯的选拔赛什么之类的，你要有一个机构跟国际配合，然后牵头组织国家队你只做这件事儿，大头联赛放给民间来做，应该民进国退，由国企在这儿帮忙，为俱乐部招钱来，放弃，不要干，因为有的纳税人支持，有的纳税人不支持。

　　主持人：对，你没有权利乱花钱。

　　刘建宏：郑老师说的其实就是现在中国足协的一个困境，他面对国际足联的时候它叫中国足协，它面对中国足球的时候，它叫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它是两张脸，它来回换。看上面，这样的话可以左右逢源，但是实际上这种左右逢源，把它自己也限制住了。它实际上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它自己也很矛盾，很困难。

　　主持人：刘建宏一发言我就觉得这事儿没法弄了，郑老师一发言我觉得这个事儿特简单，你们俩觉得呢？怎么想起来攒这个事儿？您平常干什么工作的？

　　任杰：就是开一个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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