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李银

　　进入4月，一份由财政部起草、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会签的《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公司的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上报国务院后会有如何结论，更引人关注。

　　2009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国债余额限额逾6万亿元，国债相当于GDP的20%，相比2003年已增长200%，目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高达6万亿，这些债务都属有无限责任的有担保债务。

　　外界担心，中国经济地雷可能被地方政府债务偿付的问题触发。但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具有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内生性。也因为其内生性，这次“排雷”，地方政府未必尽输。

　　首先，今年诸多投资项目上马，半途叫停会受内伤，大规模紧缩措施难以执行。中央即使考虑调控地方融资平台，也不得不考虑一旦项目信贷融资被堵死而带来的后续问题。

　　据称，监管层未来会采用新老划断的方式，对“新债”使用新规，“旧债”既往不咎。所以，在“新规”出台前，许多地方政府抓紧加速发行城投债。从3月24日至4月2日，国内共有5家城投类公司发行债券，甚至业内预计今年发行的城投债极有可能会超过100只。

　　其次，融资平台不是万恶之源。虽然地方建设更多的还要靠地方政府去筹资，但中国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体制。去年中央打强心剂，全国一起保增长；等到地方项目被呼煽起来，今年增长不愁了，中央又改成调控，首先就砍地方融资渠道，难免有过河拆桥之忧。

　　一刀切不适用。若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链断裂，受伤的不但是地方政府，最后也归属中央买单。

　　再者，围绕地方政府融资的管道，地方与中央之间微妙的“中国特色”博弈一直在发生。

　　高明者，如重庆、福建等地，利用中央政策，争取到一些区域发展的“大概念”。无论是中部崛起还是西部开发，都能从优惠政策带来融资便利，这是地方政府成功保卫融资渠道。次者，有将地方项目做大成中央项目，再不济，拉来央企做保障。君不见，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拉拢央企投资，将项目挂上国字号。

　　国家发改委作为最大的项目审批部门，似乎深明地方政府的苦楚。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最近就表示：要避免将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融资风险不合理放大的倾向和做法，要防止矫枉过正，如果地方投融资平台正常运营的资金链断裂，将导致潜在风险的显性化。事实上，罪不在融资平台，而在于地方融资平台不能合理地进行投资，超出地方承受能力，因盲目带来财政、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的胆量来自地价。其实早在2003年和2006年，已有研究者按照当时的地方负债与财政收入比较而推断，将爆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但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地方“第二财政”成了地方债务危机的大救星——部分沿海地区其规模占据了地方总收入的一半，甚至70%。因此，此题的破解仍落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财税改革。若仍让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收入，当地价不再上涨，债务危机就会爆发，若由中央买单，恶性通胀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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