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焦点述评（九）■本报记者王松才

　　从1998年中国实行房地产改革并取消福利分房以来，房价似乎就没有降过，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脱离了普通百姓的实际支付能力，高高在上的房价让众多的普通百姓叫苦不迭。

　　然而，近几年的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似乎陷入一个怪圈：“房价越调越高”。有时甚至出现中央一边在打压高房价，地方政府一边却在以种种理由和措施来“托市”，中央政府和地方地府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陷入了博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政府官员私下表示，去年当地的财政收入有80％都是靠房地产行业贡献的。如果房价下跌，开发商的房子就不好卖了，房地产市场又有一个“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销量下滑，开发商拿地的激情自然会减退，政府手里的土地就不好卖了。

　　因此，如果房地产业萎缩，政府的财政收入无疑将大受影响。

　　“一些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和第三产业纳税额其实很可怜，不能指望他们。如果房地产不行，光指望其他产业得来的税收，恐怕我们连公务员、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卖地养活本级财政，而开发商的暴利也成为此次两会众矢之的。过度暴利被认为导致房地产业陷入“调控—观望—反弹”的怪圈，代表、委员尖锐地批评道：“这种怪圈每经历一次循环往复，房价都会攀升到一个新的高点。”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表示，应从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入手解决房价居高不下的问题。他认为，高地价、高房价究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土地招拍挂、价高者得的出让形式造成的。

　　“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出一半多，通过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和土地出让金流向政府。除去征地、拆迁、补偿、税费等成本，土地出让的净收益一般在40％以上，土地出让金在一些较高地区能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戴皓说，稳定房价首先应从稳定地价入手，主要是改革现有土地招拍挂制度，改变“价高者获得土地”模式，应综合考虑土地竞标者的投标方案，可采取多种形式实施土地出让，比如政府划拨式、最高限价式、合作开发式等，尤其应把环保、民生等综合指标纳入到综合考虑因素中。

　　全国政协委员、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为控制高房价开出的“药方”也是治理高地价，改变土地获取方式：“很多人，尤其是国土部门不承认房价和地价的关系，其实房价和地价的关系就像鸡和蛋的关系，很难说清楚，但不可否认，房价和地价有绝对的因果关系。现在的土地出让方式，土地出让完全看价格，价高者得，这就是房价高的根本原因。”

　　王健林做过统计，2003年以前，在没有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以前，中国房价平均年增幅低于中国人的收入增幅，2003年后，一律通过招拍挂一种渠道获取土地，虽然达到了规范市场的目的，但也将土地价格推高，结果既推高了房价，又造成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

　　“地价带有风向标的作用，每个高地价出来，周边的二手房第二天就有反应，周边的楼盘一周内也一定会调整价格。”王健林认为，改变现在的土地获取方式，应更多采用招标方式，“这里面肯定会有人为操控因素，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土地获取方式不改变，任何办法都是白说，没有意义。”

　　然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也有自己的看法：“这都是现行的分税制的缺陷造成的。”现在不少地方面临现实财政压力，金融危机开始后，实体经济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少地方财政更感到吃力。另外，在分权体制之下，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间不够匹配，也是造成一些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面临财政困境时，地方政府自然就很容易想到“卖地”这个既简单来钱又快的方法，这也是造成当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

　　然而，完善分税制并非解决地方土地财政问题的唯一途径。当今很多地方经济结构失衡，盲目追求ＧＤＰ，严重依赖土地财政，造成地方经济畸形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实现均衡发展才是地方政府摆脱依赖土地财政的唯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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