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地方债务风险调查：合肥样本
■编者按
地方之债举国关注，欲知风险几何，先得回答债务究竟在何水平，是否具有偿还能力。针对本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受关注的中西部地区，本报特推出债务水平调查，并将继续保持关注。合肥市政府市区县两级政府融资平台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可能已超过了500亿。这大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约2.78倍左右，负债与财政收入比相当于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平均水平。
就在中央即将出台新规，遏制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规模举债所隐藏的巨大风险之时，上任才几个月的合肥市投融资管理中心主任李平，欲言又止。
她已得到消息，财政部将要出炉的规范政策，主要是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关停并转”，只保留那些自身有造血能力的政府融资平台。
银行已在观望。春节前后以来，由于在等待新政策出台，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相关地方商业银行都按兵不动，不再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明确的承诺。
消息越来越不利，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已经两次召集李平等相关官员开会，研究对策。2010年，合肥基础设施计划投资额高达1900亿元，资金压力很大。
为了争取信任，合肥市政府领导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有意亮底：“合肥政府融资平台没有任何风险，我们只要一年多不到两年的土地收入，就可以把历年的借款还得干干净净。”
政府债务清单
2006年，合肥市将分属不同政府部门的建投、交投、城建控股等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统一整合为合肥市建投控股集团，成为市政府投融资中心统一集中管理的政府投融资平台。
敏感时刻，合肥市建投控股集团并不愿透露债务确切数据。但据记者了解，2009年年中，这个政府融资平台的实际全部债务余额达到290多亿。
此外，市政府所辖三县四区，在2007年依照合肥市模式也各自整合了所属融资平台。据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各区县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规模约在70亿以上。
另外，合肥市三大开发区(高新区、经开区和新站区)的债务余额，保守估计，已超过100亿。
如此算来，合肥市政府市区县两级政府融资平台的金融机构债务余额，可能已超过了500亿。
这大致是地方经济规模的四分之一(2009年合肥市GDP为2100亿)，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约2.78倍左右(2009年合肥地方财政收入180.9亿元)，是2009年地方卖地收入的3.33倍左右，基本与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规模达到当地财政收入2—4倍的水平近似。
投融资体制改革
私下场合，合肥市投融资中心官员对控制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还是相当有信心，虽然这个债务只包括了市本级债务规模。他们依据的不仅仅是土地收入，还包括合肥独到的投融资体制和建设体制。
2006年后，合肥每个城建项目都由规划局、建委、发改委、招投标中心、投融资中心、重点工程建设局等局委办分别执掌规划、综合设计、立项、招标、融资拨付、建设主体等职能，相互分权制约，没有哪个部门能把政府项目变成自己的“独家买卖”，而涉及环节之多，分权之广，又使参与者私下交易的成本大到难以实施。
“要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则通过招投标中心来实现。
在2006年年底合肥招投标体制改革之后，孙金龙主导合肥市政府逐步将几乎所有政府项目(预算超过20万的工程)，都纳入招投标中心下设的招投标市场，实行“有效最低价原则”，力图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情。
“2007年以来，市里在我们这里招标的2200多个‘大建设’项目，预算投入资金是364.77亿，但通过我们公开透明的招标，大规模引入省外建筑企业充分竞争，政府比预算少花了三成钱。”合肥市招投标中心副主任陈华说。
孙金龙在招投标领域更为彻底的做法，是从2009年开始，强令为政府建设项目的钢筋、水泥、管材等大宗材料，必须到招投标中心公开招标。“去年大宗材料公开招标，比预算省了1.6亿，但公开招标更重要的意义，是控制了这个领域的灰色空间，防止施工企业以次充好，保证了政府项目建设质量。”陈华认为。
基建助跑工业化和城市化
“跟沿海不同，安徽和合肥的城市基础投资是有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支撑的。”安徽经济研究院胡再生院长认为，中国沿海已经处在工业化后期，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甚至已经处在后工业化时代，但安徽和合肥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城市化水平比全国水平还低好几个百分点，因此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必须对经济发展起支撑和先导作用。
在基建的助跑下，合肥工业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2005年，合肥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只有263亿，2009年猛增到767.5亿，几乎是四年前的3倍，年均增长超过了三成。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的家电和平板显示器产业。由于长虹、海尔、美的等家电制造业大量聚集，合肥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的年产量达到了3000万台；而新东方第六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和彩虹液晶玻璃基板项目2009年落户合肥，则在一夜之间，使合肥成为液晶面板领域中国最大的生产基地，按规划将实现1000亿的产值。
合肥的城市化也大踏步前进。城市面积比十年前扩大一倍多，人口也增加了100万。“所以，国家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政府融资平台，政策应该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胡再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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