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视二】

　　推荐生源是否会导致城乡分布不均？

　　梁宏达：将继续向城市倾斜

　　杨东平：需要确立一个标准，确立农村学生和弱势群体的比例。

　　五校联考初试啼声，又何去何从？         

　　杨东平：比北大的实名制的意义要大得多

　　主持人：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标准的顾虑之外，大家还会很明显地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三十九所中学，它都分布在一些教育资源比较发达的地方，哪怕这项制度用心是好的，现场结果来看也很不均衡。

　　梁宏达：这个制度如果扩大的话，比方说自主招生学校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我从我学校的综合形象考虑，我肯定愿意吸收更多优质生源，那么就会使当学校来决定自主招生，完全决定它生源的时候，将继续向城市倾斜。

　　杨东平：教育公平的问题，显然是需要考虑的，它是需要在考试和录取制度的环节当中，设置另外一些制度。比如说美国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和黑人的入学机会，它规定每一所大学至少要录取百分之多少的非白人的学生。我觉得在中国要确立一个标准，就是确立你农村学生和弱势群体的比例，要不然仅仅靠学业标准肯定那些群体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在清华、北大这个数字在前几年就已经到百分之十六、十七左右，我们当时做的调查，现在就可能是国家机密了。

　　主持人：我也注意到，像清华和上海交大，还有西安交大等等五校，有一个今年新推出的五校联考，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杨东平：对，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改革的信息，正在逐渐地打破那个大一统的整齐划一的格局，要比北大的实名制意义要大得多。

　　第二帕：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小片一】

　　除了人才的选拔机制，我们的培养机制是否完善？这个问题，也就是日前教育界讨论的沸沸扬扬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位已逝智者在2005年满怀社会责任感的这一深情追问，无疑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而不久前安徽11位高校老师以此为主题对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的公开信，更让“ 钱学森之问”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钱学森之问，真的无解吗？真的难解吗？

　　梁宏达：钱学森之问，我要把它浓缩成两个字的话，其实是“天问”。就像我们一个遭遇不公正待遇的人喊：“为什么？为什么？”他有答案，他只是对这种情绪的一种抒发，钱学森所问的只不过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种体制培养不出来？其实有这个答案，就是你没往这方向使劲，它答案已经融合在这里面了。而安徽那十一位老师，他们如果真把这当做一个问题，他也没有更好地理解钱学森大师到底想说的是什么，那这样的老师来教学生，难怪会出现钱学森之问。

　　杨东平：这个问题大家心里其实是明白的，只是过去不便说出来，但是由钱老说出来，大家都可以跟着说了。

　　【小片二】

　　中国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要得到答案，就必须追踪中国教育体制的源头，毕竟，在长久的时间内，正是现在这种整齐划一全国统一的基础义务教育让最大数量的适龄儿童得以走进校园，很好地完成了全民扫盲的任务，但时至今日，不少专家也在质疑，这种教育模式，是不是也在限制着我们，使得我们培养不出自己的丘吉尔和戴高乐呢？

　　梁宏达：这个就是必须站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教育发展状况当中，我们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如果不用这种全国范围内基础教育这样推广，高等教育这样搞的话，恐怕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把当时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政治上、经济上实现一种稳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采访团到中国来，那时候当时是尼克松访华之后，北京的搞教育的官员就曾经带着这些人，到昌平和顺义走了一圈，说你看看我们北京郊区的孩子，没有一个辍学的都上学了，这是我们建国这么些年完成的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个官员同时发出一句慨叹，说我们这种教育让更多的人上学，但我们同时失去了我们的丘吉尔和戴高乐。就说当我们用一种整齐划一的教育形态，把所有的学生都容纳到这个形态之后，没有其他一种特殊教育形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很难挖掘出隐藏在这些学生当中，那些天才、怪才和偏才。

　　所以这点就引发了我们现在一个讨论，在目前全国统一这种基础义务教育形态之外，我们能不能允许另外一种教育形态存在。比方说上海曾经有个孟母堂事件，那种私塾教育要不要存在？再一个高等教育这一块，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们是想快速地迎合改革开放的需要，从这里把更多人才筛选出来，我们其实经历了一个要培养大陆货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培养顶尖人才的那种模式。那现在来看三十年改革，这里边有很多人才都得益于高考制度，那今天我们现在又要想追求大师一级的高精尖人才了，这个制度不合适，但我们过去确实从当中得到好处了。比如说我饿，我要吃二十个馒头，这个体制给了你二十个馒头，可是每个都不带馅儿，你想吃包子吃不着。现在我们把这二十个馒头吃了，一拍胸脯饱了，这里没有包子太罪恶了，是不是马上这包子就得补上来，就得改这个体制。就说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我们需要什么什么样人才，就把这个体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就完全都抹煞了。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大师都是什么，你走向社会以后，经历社会环境的历练他才能在成为大师，谁说高校出来他就是大师了。所以这个责任是全社会共同来负的，你由高校这儿仅仅作为一个发起点可以，如果你认为这又是一种成功模式，难免又陷入一种新的政绩工程的怪圈了。

　　杨东平：但是教育也有自身的问题，从刚才老梁讲到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教育文化，是比较强调培养那种所谓叫工具型的人才，老实听话、本事不大，守纪律、服从安排，不太强调创新性，所有的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这就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最大的不同。

　　梁宏达：西方有一个教育学家罗素说，如果你的学生怀疑了你，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但中国的教育是让你肯定。比方说我们在看一本书，有人说西方人为什么持否定态度的时候，怀疑精神那么足？中国人不够呢？就说西方人它这个文字是横向的，一边看的时候一边是这样的晃脑袋，不对、不对、不对，中国的文字自上而下是这样，看的时候总说真好、真好、真好，可问题是我们进入新时期，中国现在的现代文书写也是这种摇头晃脑式的书写，怎么我们的思维怎么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肯定状态当中呢，这是我们教育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杨东平：所谓文化的转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们首先还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这种培养方式的多样化，学校制度的多样化，通过制度改革，鼓励和允许探索，允许各种各样的教育模式的出现。所以我对现在很多，包括对高考制度的一些非议，我认为还是第一个不要过度解读，第二个要有一种宽容心，就是说允许它试一试。

　　主持人：哪怕错了也不打紧

　　杨东平：对，多样化总比铁板一块要好，我们知道国家现在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这里面对高考改革是有一些设计的，我们提出了一个民间版的高考改革方式，它的基本的思路就是多样化，就是把一张考卷考所有的人，分为不同的跑道。研究型大学，跟二本、三本的本科院校，跟高职高专你也不应该用一套考题，同样是政法类，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像高职高专你根本就放开，不要让它再跟考清华北大的人一块陪绑、一块陪练，没意思。把原来的一条跑道分为多个跑道，就是有不同的卷子，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地叫扬长避短，就是每个人给自己有一个定位，来展示自己的才华。

　　梁宏达：杨老师说到，不要让所有人都跑一个跑道，分成多条跑道，每个人都不同地跑。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思维再放开一点，不要让这么多人的跑道，都在一个体育场，我换另外一个体育场，就是说得允许在我们主流体制之外，存在其他的教育形态，比方说在我们义务教育阶段，搞私塾那一类东西不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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