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从企业的管理架构上就能看出来，管理重资产的员工往往是在投资部、资产部或财务部等核心部门工作，而管理知识产权等轻资产的员工往往是在办公室、综合部等边缘部门工作。”徐滨说。需要说明的是，徐滨曾帮助山东省国资委、青岛市国资委起草过不少的政策法规性文件，过手无数案件，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管理状况颇为了解。

　　很多跨国公司将轻资产的竞争置于首列。“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迪斯尼，前两年山东省旅游局的一个项目，让我们有机会调查了全国各个主体申请旅游专利的情况。调查结果令人大为吃惊：全中国各类主体包括企业、政府、个人等在该领域申请的专利数量还不足迪斯尼的1/4。这还不算，迪斯尼把它的管理技术也在中国申请了方法专利并加以保护。”徐滨说。

　　“很多时候，企业把风险简单地理解成合同管理或案件管理的内容，殊不知，合同不过是交易现实情况的记录，合同的违约条款可以让你在出现问题时获取违约金，却并不能真正防范风险的发生。真正能防范风险是你对对方经营情况的掌握。”徐滨说。

　　来自产业安全领域的专家认为，“从国家战略安全层面讲，中国战略型行业已经在全面融入全球市场，但安全措施并不完善。比如据我了解，有国外使馆任务之一就是配合企业了解中国重大谈判项目底牌，但我们目前的安全措施却很难规避这一问题。”

　　“此外，不少海外的非政府组织往往也带有间谍或刺探情报的性质，有时甚至对国家政权造成安全隐患，比如当年乌克兰、格鲁吉亚即毁于当时的NGO‘和平队’。”

　　“在我国，民政部对NGO的设立采取非常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相对的，外资公司在华的注册就相对简单很多，这也使得部分NGO组织改头换面在中国以公司的面目出现，但是由于这些本质上的NGO受惠于不同的竞争团体，在不了解其真实背景的前提下，中国企业的大量情报在一团和气中流失海外。”上述专家告诉记者。

　　“胡士泰等人能亲自前往条件艰苦的一线小钢厂了解情况，也充分说明了信息或情报对现今企业竞争的重要意义。”

　　“反间” 中国企业的空白地带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兵法·用间篇》

　　在徐滨看来，“胡士泰等人之所以能获取大量的信息，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在‘反间’方面或者叫情报管理、商业秘密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或空白。”

　　举例来说，一项重要技术或情报，应该分由3～5个不同的人分头掌管，核心情报还应该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但我们的企业，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不把情报当情报，一个技术秘密或项目信息，几乎全公司的人都会知道。

　　“企业负责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签了保密协议，其他就不用管了，但就像上面所说的，保密协议也不过是一种记录，它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保密措施。要想防止泄密，企业还必须要在管理机制上下工夫。”

　　不过，力拓案还是警醒了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据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力拓案出来之后，中石油、中石化均加大了对保密文件的管理，并成立了专门部门，定期组织员工对电脑系统内的保密文件进行自查并删除，删除不完全的，该部门会直接将其进行删除。而爆出谭以新案件的首钢集团，更是加强了企业内部对保密规则的培训。

　　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看，中国目前对涉外间谍案件并没能设置出合理的防火墙，缺少相应的法律监管的保障。

　　“比如根据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构成损失的将构成犯罪，我国《刑法》也有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但是对涉及行业或企业重要信息的保密问题，却至今缺少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保密法规。”

　　另外，在外资的进入问题上，我们几乎没有部门对其资金的来源做更多的调查，而且企业一旦在华注册，除非涉及反垄断问题，基本上再无针对外资的主管部门。而在美国，其对外国投资安全审查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它不只是一个投资人的身份概念，而是处处体现对控制人的调查和了解。”

　　或许，恰恰是出于这一背景的考虑，2008年，国家出台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其纲要创造性地将知识产权战略分为四大部分，即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可惜的是，在随后各个地方出台的本省或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中，实际内容却只剩下了保护方面。”

　　“事实上，运用和管理恰恰是情报战的精髓所在，如果只是把它保护起来，锁在抽屉里，那么，保护的越严实，我们就越跟不上国际情报战的升级。”徐滨说。

　　相关报道

　　力拓案：美日澳三方心机

　　尽管力拓案中的争议双方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企业，但事实上，从中铝并购力拓失败到当前铁矿石谈判中国遭受冷遇，无一不与国际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就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本国。

　　美国 关键的利益制衡

　　如果说美国在澳洲铁矿石问题上是一个逐渐淡化的身影的话，那只能说明美国的布局已臻成熟。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矿山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据在澳洲经营多年的彭湃介绍，“在澳洲，大部分矿山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也就是说是股份制企业。”这种股权结构模式给擅长资本运作并进而控制产业重心的美国提供了便利。

　　事实上，美国钢铁业对中国的利益制衡早在轮胎特保案时即已显示出来，轮胎特保案的发起方是美洲钢铁工人联合会，而至今天没有结束的对华无缝钢管“双反”调查也是出于对中国钢铁巨大出口量的扼制。

　　悉尼科技大学(Sydney'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驻北京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凯利(David Kelly)将中澳关系视为“煤矿中的金丝雀”，为全球其他地区即将感受到的压力提供先期预警。而最关注这一预警的也就是美国了。

　　据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中铝收购力拓案件中，一开始的情况是中铝董事会欢迎中国企业去进行收购，并坦言担心本国国会的安全审查，但后来的结果却是国会的审查通过，收购案却遇挫于董事会的阻挠。在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变化中，不排除有美国的利益身影。”

　　日本 竞争优势的出发点

　　中国每年的长协价格谈判，总是受制于三大公司与日本的谈判结果。然而，日本无论是在澳洲的权益矿，还是海上运输的成本，都相对中国占有了很大的优势。加上在相关技术上的先进性，同样的价格，中国很可能会处于劣势。但需要问的是，三大为什么每次都拿日本的长协价格来要求中国呢？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在矿业中所持有的股权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转化成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可以让日本成为澳中长协价格谈判的标杆，只要这样，日本就能够获得相较于中国的竞争优势。

　　据焦玉书透露，“日本每年进口的1.3亿吨铁矿石中，有7000万吨属于权益矿的进口。”

　　“不仅如此，日本的海运业发达，我国的进口矿要经过3300海里到15000海里的远洋运输，其中90%以上是委托外国航运公司承运海运，耗费大量的海运费。与日本比较，我国进口矿每年有几十亿到百亿美元的损失。”

　　澳大利亚 松紧带式的博弈

　　中澳之间存在着不可轻易被破坏的贸易关系。

　　一组数据值得关注：中国自澳进口额为394.39亿美元，同比增长5.4%，而同期中国进口总额下降11.2%。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2009年的中澳贸易是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唯一取得正增长的。

　　回到铁矿石的问题上来，虽然三大在近年的谈判中一再给中国脸色，但在其内心，却极其清醒地知道：是因为巨大的需求量才给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与巨大的利润空间，一旦中国在紧压之下谋求其他的战略，受损失的还是三大自己。

　　所以，业内人士的看法是，“中澳在铁矿石问题，在中澳关系上，只能是一场松紧带式的博弈，你松松，我紧紧，你紧紧，我松松，最终利益制衡的结果仍然是：市场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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