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丽：我们中国智库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官方智库。我们跟高层领导有最直接的关系，比如说CCRE，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那么在这次峰会上呢，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智库最不缺的是影响力，影响的渠道，但是我自己作为学者认为，我认为影响力不仅仅是说你要影响高层领导者，还要影响公众舆论，引导社会思潮，我觉得这是思想库

　　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李崑：我们也听听其他几位嘉宾，龙先生，您先来吧。

　　龙永图：我觉得刚才更多谈了思想库本身的局限性。中国思想库本身的局限性，我认为还要谈到这个，谈市场嘛，你要谈市场产品的提供者，也要谈市场的消费者，我觉得中国的智库产品，消费者的问题可能会更大，我们大部分政府官员还是基本上忙于事务，每天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都忙得他们焦头烂额，他们没有时间来听取所谓智库的意见，他们常常是凭他们的经验，和凭上面的一些政策，一些指示来办事情，但这个事情是不断在发展的，每天都会有新的事情产生，他没有时间来研究新的问题，也没有时间来听取那些智库，对这些新的问题的意见，为什么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中国的智库无能一样的，是因为它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 ，我知道以前部里面的一些研究院也好研究所也好，他们写了大篇的文章，没有几篇发挥作用的。

　　王莉丽：但是他大篇的文章就是因为它太长了、太繁琐了，因为政策研究机构出的产品一定要是非常简短的。

　　龙永图：简短是一个问题。但关键是它要有针对性，它要有可操作性，但是这些东西，常常，那些国际领导干部，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听，他太相信自己的经验，还有我们老百姓也常常听不到专业的声音。所以在我们中国在讨论智库的时候，怎么样培养中国智库生长的这样一种

　　良好的生态环境，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智库能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然我们的很多政策，刚刚出来，大家老百姓就觉得漏洞百出。

　　王莉丽：龙先生，您讲到这儿我可能得插一句，您刚刚谈到市场环境，我特别赞同您的观点

　　为什么呢？其实在峰会期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大国智库影响力路还有多远，那么我分析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美国思想库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提出了四个观点，是因为有充足的市场环境，另外有一个市场的需求，还有全方位的市场营销，另外最核心的一点是高质量的产品，推销智库的产品，全方位的市场营销，这可能还是我们下一步的现在连市场还没有形成，中国智库这方面非常欠缺。

　　薛澜：我想插一句就是刚才龙先生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智库它的作用跟你这个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可能更多的是所谓政策精英决策，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需要民间智库，更多的是政府内部的一些政策研究机构，其实中国到目前为止，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仍然是在对我们国家政策研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公共政策的过程越来越开放，特别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同样对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更深入、更科学的这种研究和分析，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使原有的 ，我们在政府体系内，政府部门内部的这种政策研究机构，它们的这种局限性就比较突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对这种相对独立的，它有深入、高质量的政策研究，对这样的机构就有需求了，所以刚才王莉丽也谈到，很重要的是没有这个需求，这就是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讲，他如果需要这种更好的、高质量的、独立的政策研究，那它就会刺激这种，高质量的研究去产生。

　　短片

　　现代国家的竞争首先体现在战略和智慧的竞争。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货物贸易创造了庞大的顺差，但在思想的“贸易”上，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逆差大国。

　　据美国权威杂志《外交政策》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的政策话语中心里，亚洲及大洋洲智库的话语中心是：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日本东京，中国无一城市上榜。

　　在面对金融危机、气候问题等越来越多的国际重大议题时，中国智库的声音在哪儿？中国什么时候能出现自己的“布鲁金斯”？备受瞩目的国经中心，将来能否承担起这一重任？

　　李崑：我们也看到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各界，包括像企业界的企业家们，还有我们普通大众可能都特别希望能获得，对未来经济走势的这种判断，但是在许多相关的关键领域当中，我们却发现一些智库它们的表现却是不太尽人意，为什么它们这种误判的现象频频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想请几位给我们作一个解读。

　　薛澜：第一金融危机确实是我想对所有学者都是一个挑战，因为这是一个确实人类原来没有面临过的新的情况，其实各个国家的学者都有可能出现误判的情况，但是从总体来说我们研究的积累，我们研究的质量确实是不如人意的。实际上跟政策相关的研究，如果我们把它分一分的话，其实它也分一个基础性的研究，也可以分一些比较硬性的，最后是对策的研究 ，现在我们整个学术界相对来讲比较浮躁，我们基础性的研究可能做得不够。举个例子 ，这次关于金融危机的研究，像在美国的很多学者他马上就会找到三十年代，有些学者是专门研究三十年代美国大危机，经济危机的那些学者，这些学者他马上就可以说，这次危机跟那次危机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可能是一些新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他做出一些分析判断，多方面的比较以后他就会得出一些，我想是比较准确的一些判断，相对来讲，我们目前国内的学术界真正深入的，在某些方面深入的研究，这样的学者是非常少的，大家可能都是“多面手”，什么都做，那么相对来讲，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我想局限性也就比较大，所以往往可能抓住一些表面的现象，然后去迅速的作出一些判断，那这样的话肯定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王辉耀：我想补充一下薛院长这个观点，实际上中国智库有时候还缺乏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种前瞻性的。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我们有时候可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老是这种应付式的，而不是一种系统的有准备的，你比如就像美国的智库，它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前段时间它一个研究员到中国来，他说你看我们作了一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评估，有给奥巴马总统的信，有给胡锦涛主席的，在上面，就讲新政府上台我们应该注重什么，比如说注重环保、注重环境、注重清洁能源等等，很多成为他一个战略，那么希拉里访华之前，你知道她第一个演讲，在什么地方吗？就去了亚洲协会那也是一个智库，那么她到中国来以后呢，果然对环保、对清洁能源、对气候变化这块非常重视，包括去北京郊区参观一个清洁能源的工厂，就看得出来智库对政府的影响，中国的智库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我们缺乏一些系统的，对政府一种持久的影响。

　　王莉丽：回到刚才薛澜老师谈的，我再插一点，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我跟西方学者有很多接触，包括访谈什么的，我觉得中国不缺优秀的学者，并不缺乏优秀的经济学家，那么我们缺乏的可能是，一方面是良好的市场环境，还有一点我最想强调的是包括去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作了很多错误的判断，后果是在网络上我们的网民都在拍砖，说这哪是专家啊，这就是拍砖的那个“砖家”，所以我一方面在想，中国的学者确实你要提高你政策研究的，预测能力也罢，一个政策建议的能力，另一方面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公众因为我是作学术研究的，我希望我们广大的社会公众在中国能够培育一个更加宽容的 ，给学者他的言论、他的自由，更宽容的一个环境，只有你公众的容忍度更大了，政府的宽容度更大了，这个学者才能够真正的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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