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我觉得这次智库峰会也是有几个特点的，一个是它创意非常好，它创造了全球智库峰会这么一个概念，吸引了很多国家智库的代表来；第二它采取了多元化的运作，下面分了五个分会场，而且有不同的单位具体来操办，吸引了很多国内的人参加，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中国政府也重视，像李克强副总理出来作大会的首席发言，也表明了对智库的肯定和重视。当然我觉得这个智库也还是有一些方面是可以再改进的，比如说我觉得国外的智库高层的官员来的数量，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像卡耐基、像外交委员会、或者像CSIS 这些机构有些是来的项目经理，有的是来的对外关系的副总，他们真正顶尖的核心人物，有些还是没有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我感觉真正这个智库峰会要起作用，可能就是像刚才大家讨论的就是要出一些成果，这个是最重要的，可能我们先把声势造起来，但是关键是下面以后我们怎么样来执行，怎么样来进行进一步的推动，怎么样落实这个会议的成果，包括我们的研究成果，我觉得智库最能说话的就是它的研究成果。

　　短片

　　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研究机构2500家，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但在2009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美国以1777家位居榜首，中国只有74家被认可，这个数字比亚洲的印度和日本都要少很多。2000和74，这实在是两个有太大落差的数字。很多人不由得问，为什么中国的那么多智库，在国际上成为了“被忽略的大多数”？我们的差距，到底在哪儿？

　　李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发布了一个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被认可的中国智库只有74家，有这么多智库没有得到国际上认可，是不是除了刚才几位所说到的原因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薛澜：这个我想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研究它这个报告是一位学者，他自己独立的研究，我想他也有他的偏颇性。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国家由于它的政策过程不同，它智库演变的历史不同，所以它的各种形式其实是多样的。你好比像德国、像欧洲很多智库的话，其实政府是给它提供资金的，那如果按照这位先生他的定义的话，很有可能有些它就不能列入。

　　李崑：是因为它的评判标准不一样吗？

　　薛澜：对，因为他这个智库有他个人的这种偏颇。但是我想总体来讲就是中国应该来讲真正高质量，有品牌的，有影响的这种智库确实还是不多的，实际上中国很多智库它都是跟部门密切相关的。龙先生也提到，这个原因其实是跟我们政府目前公开透明还不够密切相关，好比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上独立的研究机构，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去作深入的关于外经贸体制的这种研究，但是很多信息我们不掌握，那么这种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作分析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些信息我们就很难去作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原来的外经贸部下面它所属的研究院它们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所以它们作出的研究确实可能比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可信程度更高，尽管它可能代表它的部门利益，所以要想使智库真正发挥作用，不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政策过程更加透明，同时政府的运作，信息的公开，在这些方面的话也是智库生长的必要条件。

　　王莉丽：针对你这个问题，我可以接薛老师的话多讲几句，因为有位教授我非常熟悉，因为我在美国作研究期间，我们曾经在华盛顿在08年的10月份，在布鲁金斯我们一起作过一个研讨会，公开的会议，有300多个，现场300多个公众参加，这个会议的主题叫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方向，其实不仅仅是这位教授，这位作中国智库研究的学者相当一大部分、据我所了解，相当一大部分西方智库研究学者，对中国智库充满了偏见，比如说他们首先认为中国智库对中国政策影响力是几乎没有的，中国的学者都是体制内学者，你是不敢发表什么你独立的言论的。另外谈到为什么西方它们作的研究报告说，我们中国被认可的只有70几家，而我们中国学者的统计是2000多家呢，我想除了薛澜老师刚才提到的几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定义权，那么什么叫定义权呢？就是定义什么是智库，因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说起什么是智库，就是指民间智库，但实际上，放之而四海，这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欧洲、在英国、在德国、在加拿大，如果你说都是非政府、非党派的，那么也是非常非常少的，英国的智库大多是党派的，所以在中国呢，当时我在华盛顿的会议上我提出一个概念，我说我们不要再讨论一定要强调中国的智库大多是官方的，所以它会缺乏影响力，我说这个定义是一个不成立的定义，因为根据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很明显，如果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不信任智库，不采纳我们的政策建议，中国何以能够，得到如此的发展。

　　李崑：那我要追问一下啊。咱们中国智库跟国外的，欧美的这些智库相比咱们存在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薛澜：这个差距我想可能这样，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我觉得要从肯定的角度讲，中国其实有一批已经在中国的政策发挥重要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逐渐有更高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智库。好比说，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类似这样的机构的话，其实还是有一批的。但是我想从总体来看，我们的差距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研究的质量跟国外的一些顶级智库来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The Heritage Foundation就是叫传统基金会，它曾经在里根当政之前它曾经组织作了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个报告长达超过1000页对美国当时面临的这些主要的问题和所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里根当政之后，需要采取的措施，他们提出了非常完备的建议，里根上台以后这个报告马上就变成，可以说里根的执政手册，后来据他们自己统计，当然这个也许可能有一定夸大，他们建议的三分之二完全都被里根政府采纳了，他们作这个研究是组织了相当一批一流的学者，进行了几年深入的研究，为里根保守主义的重新上台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我想我们目前的话，就是目前国内的智库在深入、扎实 系统研究这方面我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它的独立性，我们现在真正有足够信息，有很多专业方面特长的机构大部分还是跟政府部门密切相关的，它还是有它的部门局限性。第三方面，我想其实就是我们智库在怎么样能够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去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这方面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像很多的智库它可能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但去影响政府，而且去影响公众，通过影响公众去影响政府，所以从这几个方面高质量的研究，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它影响力的这种方式和手段，这些方面我想，还有很大的空间。：

　　龙永图：刚才他们几位都讲了智库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性，独立性并不是我们想像的，它要超越于我们党的或者是我们政府的，一些基本的政策框架之下没有这个意思。我过去也长期在政府工作也参与了一些法律的制定，但是我觉得政府内部的一些研究机构或者智库，常常是屁股指挥脑袋，常常是部门主义的代表，所以我们当时研究很多法律的时候，各个部门的所谓智库，那时候常常都是代表那个部门的利益，而且我们过去立法当中有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比如外贸法它就是外贸部门来制定，如果是环境法就是环保部门来制定，至少是他起草的，他起草的那个基本框架，后面人只不过是修修补补，但是真正的结构，真正实质性的内容是做那件事情的那个部门，他提出草案，而充分代表了那个部门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一个独立的智库，就相当重要了，怎么样代表最大多数人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利益和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

　　王辉耀：我想补充一点，中国特别缺乏没有这种利害冲突的、公立的、或者中立的这种智库研究机构。龙先生讲的，现在中国进入了新的阶段，WTO我们进入八九年了，现在中国经济这个情况已经不是原来大家，可能几个机构拍拍脑袋，现在局面错综复杂，如果一个决策执行得不好，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现在中国特别需要这种中立的，或者独立性的机构出来论证这些公共政策。

　　王莉丽：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奥巴马进入白宫之后有32位布鲁金斯的学者和管理者，进入了奥巴马政府做官，比如现任的联合国大使，还有国防委员会的特别顾问，一系列很重要的，还有副国务卿，还有财政部的副部长都是布鲁金斯曾经的学者，美国的独立思想库跟政府的关系是如何的紧密，我们刚才谈到的旋转门机制，每四年大选之后，不光是布鲁金斯、对外关系委员会、卡耐基、CSIS、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些不同的智库都有一大批的学者入朝做官，他们通过自身来做官作为政策制定者直接发挥政策影响力。

　　李崑：说到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也知道，像刚才你也说过，中国现在的智库大部分都是官方智库，应该说我们是有很好的渠道跟政府去进行沟通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好的思想产品，这我特别想问问几位？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