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原定于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前至本月底召开，引发市场热议。

　　很多市场人士将会议提前召开解读为“定心丸”、“保护信心稳定”等，可能会稍显牵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就已经有多次在11月份召开，比如1999年、2000年、2001年、2003年和2005年。会议召开的时间还和领导人的日程安排有关。

　　但这次会议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国际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实施一年有余，在取得保增长成功的同时，政策在多方面的负效应也引起广泛的讨论。无论是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宏观政策未来的定调，市场迫切需要指引。

　　在这样的背景下，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前的第一大命题，是对未来的美国和全球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经济形势给出一个合理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后续宏观政策最基本的出发点。

　　对于当前的美国和全球经济形势而言，虽然市场主流意见给出了已经复苏的乐观预期，但发达国家失业加剧、美国居民支付能力未改善、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处置等多个核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背景下，过分乐观显然没有坚实的基础。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投资带来了增长却也在一些方面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前的第二大命题，是一系列短期形势和短期政策的考量，以下一些问题迫切需要答案。

　　其一，“保增长”的巨大财政、货币信贷投入，是否在总量上导致了新的资产泡沫，在结构上加剧了产能过剩？

　　其二，“保增长”的初衷本是为了“保就业”，那么，保增长的核心举措——政府投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保就业”的目标？

　　其三，在货币政策方面，信贷结构是否增大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度，以及是否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

　　其四，财政政策方面，如何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宽松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全年竭力“保八”，税收增长对实体经济的紧缩效应，怎样包含在宽松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中？

　　其五，这一轮巨额政府投资的安排上，乡镇、县、市、省多级政府均累计或直接向中央要项目，基于管理半径的考量，这种安排在效率、地方公平等问题上是否有损失？

　　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前的第三大命题，同样有一系列中长期形势和短期政策的考量。今年已经进入“十二五”规划制定期，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将对下一个五年计划具有直接影响。

　　其一，怎么衡量中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经过这次危机，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从过去5年的10%的高速增长，转移到一个6%左右的次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保八”是否要继续持续？

　　其二，产业振兴规划强调推动企业跨所有制重组，在目标和路径上，怎样回应市场的各种疑问？

　　其三，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为了扩大内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是中国扩内需的根本之策，如此根本之策怎样能实质性推动？

　　对于观察者而言，人们喜欢找一个词语来整体概括宏观政策。比如今年就是“保增长”，虽然去年底定义的宏观政策目标为“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很多人关心，今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怎样的三个字会上位成为优先者。是以上三者其一，还是会有一个“新三字”？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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