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9年9月11日美国动用“特保”条款对中国轮胎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为标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又将进入一个抬头期。这似乎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美国宣布将对中国轮胎进口进行限制，为期三年；在现有4%的关税基础上，在第一年中将对中国制造的乘用车轮胎和轻型卡车轮胎加征35%的进口关税，并在其后两年中分别降至30%和25%。事实上，这表明了处理金融危机的紧迫期已经过去，全球各经济体面临的中心问题不再是通过共同提供沙袋抵御洪水，而是如何保存砖石以各自重建家园。因此，在未来的经济渐进而低速的增长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并不令人意外，且必然对中国的经济反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看，自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上半年的9个月时间，将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黄金政策期——以更为积极的就业和收入政策实现扩大内需，改变当前经济反弹对财政和信贷投入的过度依赖，真正奠定中国经济的复苏基础。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国通货紧缩

　　在现有经济结构下，贸易保护主义的逐步抬头，已经使我们的经济反弹空间逐步收窄。就2009年前8个月产出数据看，重工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产能过剩压力并未消退，由此造成中国面临一个中期的通货紧缩过程。

　　那么，我们如何衡量产能过剩和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在理论上，货币数量论强调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的一一对应关系；从8月末的货币数据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28.53%，似乎应该对应着较高的通货膨胀，或者说至少对应较高的通胀预期。问题是，货币数量论强调“在短期产出不变”，而2009年前三季度的中国并不符合这一关键性假说。我们发现，2009年1-8月中国出口总额下降22.2%，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8.1%，我们可以初步归纳中国的通货膨胀模型。根据出口下降率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产能堆积率，可见，产能扩张远远超过广义货币扩张，因此，根据货币数量论，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假设下，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应量增长与产出增长的差额，即M2增长率减去产能堆积率，其结果是理论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或者说，我们面临着通货紧缩压力。

　　于是，我们的结论将变得较为直观：如果贸易保护主义继续盛行，则中国出口出现快速增长的概率必然降低，而伴随着工业增加值的持续扩张，结果是产能堆积率继续走高——即便货币供应量保持30%左右的增长，但理论通货膨胀率依然较低，通货紧缩压力持续保持。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通货膨胀现状，我们剔除了投资增长和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这两大因素。事实上，投资快速增长积累了更大的产能。数据显示，1-8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33%，新开工项目增长36%，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说明产能的累积速度进一步超过内需的消化能力。当然，在短期，投资增长保持较高速度压低了通缩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实际通缩率会低于理论通缩率。

　　贸易保护加剧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

　　显然，中国在2010年的经济增长需要持续复苏的外部需求拉动，但贸易保护主义一旦盛行，则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前景将变得更加曲折，中国不得不进一步加大投资和信贷以维持经济增长。从全球看，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对全球经济恢复的引擎构成打击。根据IMF7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估计，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1.4%，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为1.5%。在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度亦势必有所降低。

　　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轻工业好才是真的好”——每一轮经济繁荣的起步期，都是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增长的时期。从当前情况看，重工业生产继续加速回升，8月份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而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比上月略增0.6个百分点。仍然从产能角度出发，我们的结论是，15%左右的国内消费增长和15%左右的轻工业品出口下降，难以支撑轻工业生产快速恢复——显然，内外需相互抵补，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理论上应该接近于零。那么，一个客观而必然的选择是继续通过投资和信贷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重工业的特点在于，虽然外需不佳，但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实现投资高增长，据此可以增加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投资增长所形成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信贷、尤其是中长期信贷的依赖性。8月单月的信贷数据显示：短期贷款增加509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675亿元；而此前市场对8月贷款增量的整体预测在2700-3200亿元之间。这说明仅中长期贷款增量就超过了市场预测的全部贷款增加额。问题的核心在于，外需增长的缓慢性与拉动经济增长迫切性之间的尖锐矛盾。然而，资本充足率约束和项目自有资金约束，都限制着中长期贷款在2010年延续2009年的投放趋势。我们可以提供两项简单测算：一是假设上市银行间相互持有的次级债不计入资本金，则大约降低2.4万亿元可贷资金。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自2008年的1万亿元起步到当前的5万亿元，其自有资本和偿债能力显然不足——项目刚上马，但利息支出需要依赖挖掘现有财力以实现即期偿还。

　　结构调整要求着力推动国内消费

　　我们并非试图从价值判断上证明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件“坏事”，同时我们并不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会成为常态，但是我们的确认为，至少在短期，降低对外需复苏的过度预期，并行之有效地吸收国内产能才应是我们的政策取向。显然，在历次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进程中，即便是最市场化的经济体亦必然会实施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因此，贸易保护是一个确定性事件。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言，第一需要放弃对外需的过度依赖，第二需要放弃以投资增长抵补出口下降形成的GDP依赖，才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渠道仍然是消费增长。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不能充分拉动就业的经济增长”局面，即放弃投资增长对出口缺口的抵补策略，更为实在地提高就业水平。前三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维持在4.3%，与逐季提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不吻合。这就需要在就业层面上想办法，而非着力于扩大出口。据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2009年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5097万人，比一季度末增加378万人，增长2.6%。按输出地来分，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分别为29.6%、37.6%和32.8%。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6.7%、中部地区占14.7%、西部地区占18.2%。还在寻找工作(非自愿失业)的总人数在420万左右。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得到若干结论：第一，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积极的就业政策是今后必须采取的战略；第二，中国经济的真正复苏还有赖于东部地区的增长——其吸收的剩余劳动力依然占比最高；第三，经济增长必须与每年吸收1200万就业相适应，8%的GDP不是目标，就业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才是目标。

　　那么，如何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如果说快速扩张外需是一个海市蜃楼，那么在当前，两个结构性调整方向仍必须考虑：一是轻工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高于重化工业，其吸纳的就业并因此形成的消费能力高于重工业。显然，这就要求在投资和产业政策上改变当前过于依赖大型项目和重工业增长的格局，向吸纳就业更多的非国有和中小经济体实施投资和信贷政策倾斜；二是通过贴息和中央银行专项再贷款，把已经十分有限的信贷和财政资源向自我就业和微小企业倾斜；面向这些微小经济体，我们需要的不是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为大项目筹资的目标，而是减税以真正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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