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丽珠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在近日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上说：“大家都说世界经济的前途在中国，这恐怕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中国目前仍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可见，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不可过高估计中国对扭转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力量。在9月12日由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中国金融学会联合主办的“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研讨会上，以上观点得到了与会专家的普遍认同。

　　慎言复苏应该是理性而务实的态度

　　7-8月份，中国经济继续企稳回升。最新数字显示，除了出口疲软依旧，8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回升。在世界经济论坛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上，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得到世界广泛认同。

　　但是，理智的中国经济金融学者同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回升的迹象，但仍是一个投资拉动的过程，企业只是在消化存货，真正的消费需求和就业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很难判定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复苏。

　　长江学者、西南财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锡良教授认为：最近学术界有一边倒的倾向，认为中国经济复苏了，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并将引导整个世界经济复苏，这个问题需要谨慎看待。因为任何一次大的世界性危机，都不可能短期结束。尽管这一次危机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积极干预，但这些措施的协调、生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信心的修复也需要时间。同时，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点，或者是哪个产业能够成为新经济增长点还不清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对今年上半年信贷大幅激增提出了他的观点：作为财政政策的配合手段，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增加信贷投入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为国内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过度的信贷扩张和贷款投向亲政府化，也有可能积累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员徐东华教授则认为，目前金融危机已经得到遏制，但对实体经济影响还在加剧。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过高，若没有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会比较低。目前，我国发电量和用电量、货物运输、进出口等还不理想。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受到通胀压力和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影响。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由政策外向拉动型向经济内生增长型的转变。

　　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取舍

　　近期决策层一再强调，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急于改变政策方向，经济复苏的成果未必能够延续。因此，与会专家强调，当下的关键，不在于退出，而是如何积极落实既定政策，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军教授提出，全球金融危机下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要与金融安全相匹配。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将危机由实体经济层面引向金融层面，增强宏观金融的不确定性，从而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此外，目前庞大的货币和信贷规模，显示出流动性应该是非常充裕的。因此，接下来的货币政策重心应该是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消化剩余的流动性。同时，要切实加强对银行信贷领域的审慎监管，严格控制“次贷”，消除隐患。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张杰教授认为，目前经济环境下，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并不在于资本充足率的短期提升和不良贷款率的快速下降，而在于重建国有银行市场化的基本条件。需要着眼于：一方面减少居民存款对于无形资本的依赖，构建无形资本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和推进居民金融资产多样化。另一方面，降低国有银行体系针对国有经济的信贷比例。逐步削减国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数量。借助国有企业进一步市场化改革降低经济国有化成分，由此疏离国家与经济部门之间过于紧密的金融联系。

　　国际金融危机为金融理论发展提供了契机

　　这次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金融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的学术成果有力提升了学科地位，并对学科未来发展与实践的引领提供不竭动力。这是与会专家的普遍观点。

　　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张亦春教授提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相关研究有很多，但其中却鲜见侧重于金融学科建设的专业理论探讨。张亦春通过对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差别分析，延伸说明了金融危机中各界、尤其是金融业界对现代金融理念和工具的极端追捧，以及由此导致的危机后果，说明了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协调发展及综合运用的急迫性。

　　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在研讨会的致辞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应积极实现金融的产业化和金融国际化，防范系统性风险，以保证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确不断的金融创新应是我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我国未来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