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思想在1989年登峰造极，这一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大泡沫，柏林墙倒塌了，在全球市场上有了30亿新工人和消费者。来自中国、印度和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新劳工使供应学派感到不快，加上贸易自由化、技术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经营方式的改进，创造了一个称之为大稳定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许多中央银行家把这一点归功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进和金融自由化模式的成功。但是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所说的，“几乎谁都没有看到多种因素汇集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掀起了一场完美风暴：压低利率、疯狂逐利、大量应用金融工程，以及某些次贷证券被认定为AAA级。”但是像鲁宾这样的领导人应当看到，低利率引发过度的杠杆作用，造成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出现过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几乎故态复萌。

　　从2001年起，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基金年利率始终低于1%，到2007年末，美国家庭和公司的房地产价值增加了14.5万亿美元，达到31.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26.4%，而2001年末时为GDP的163.5%。这期间房地产增值86.4%。但是在同期，美国家庭债务增加6.1万亿美元，这表明由于财富效应，消费正在大幅度增长。

　　在美联储于2005~2006年实施紧缩银根的政策之后，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现在我们都知道，在2007年，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已经显示出违约的迹象。欠债不还开始严重影响有资产担保证券市场的流动性，这一市场本是银行系统流动性的主要来源。完全出乎意料的是，风险并没有通过证券化传导给长期风险持有者(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些投资者反过来把资产担保证券卖给市场，以规避信用风险，由此引发证券价格急剧下跌，使现代批发银行业务的命根子——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失灵。流动性不足迫使银行划减资产的账面价值，呼吁注资，动摇了金融市场的信心。

　　从2007年到2008年中期，各银行共注销5000多亿美元不良资产，资产损失不断上升。200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银行亏损9450亿美元，但是到了9月，亏损额增加到1.4万亿美元。一个月后，英格兰银行把估计数翻了一番，增加到了2.8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宣称，单是美国银行系统的损失就高达3.6万亿美元，一笔勾销了美国银行系统1.5万亿美元的总资本。显然，损失不仅仅是某种经济损失，更是由蔓延到实体经济的信贷紧缩导致的信贷损失。

　　美国银行系统如何会陷入这样一种不堪一击的境地呢？我们应当明白，这种形势是全球高度流动性、宽松的货币政策、随意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工程等因素混合造成的，结果出现了更高级别的金融衍生品危机。正如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杠杆作用过度和监管套利，如今的危机根源在于形成了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它由一系列不可靠的假设支撑着。当人人争先恐后地想撤出市场时，我们看到了一片惊慌不安，最终在2008年下半年变成了全球性金融崩盘。

　　3 微观组织机构的混乱

　　既然我们已研究了历史和导致目前我们处境的大背景，那么现在我们如何辨别许多复杂和相互矛盾的具体事实呢？

　　寻求轰动效应的人喜欢把危机说成是阴谋。在危机展开的过程中，我常常问自己，本来是否能够做更多的工作，去阻止亚洲金融危机中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但是我越深入地研究市场，越认识到市场中发生的事件是自发性质的。并不是只有一个策划者——相反也许有许多人密谋策划，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去影响金融风暴，有的人是蓄意的，有的人是精心算计的，还有的人是恣意而为的，他们的相互作用造成亚洲危机像海啸一样出现。无论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才，还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都无法阻止危机的爆发，因为这些危机已经不仅是经济性质的，而且是政治性质的了。

　　早在2200年前，中国法家韩非子已经把当代那些关于治理的分析都概括过了。国家治理或帝王统治之策只有两个杠杆——奖励和惩罚，这就是激励机制。所有治理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利益和官员的利益不一致，这是构成委托-代理问题的最早表现。最大的问题在于透明度，或古代贤哲所理解的形式和实质上。为了确定适当的奖励和惩罚，统治者需要衡量绩效、区分形式和实质的明确标准。

　　韩非子观点之精辟是令人惊叹的。治理要靠三个因素：法、术、势，即法律、实施程序以及个人意志。法律和程序在付诸实施前不过停留在理论上而已。最终决定是否实施或推行某种政策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就治理而言，如果领导人不愿意克服重重障碍(包括拥有既得利益的官僚的顽固反对)，去推行并非皆大欢喜的改革，那么再好的政策也无用。

　　概括地说，如果发展和变革是一种过程，包括了政策和制度演进的许多步骤，那么我们需要一种能管理这些复杂步骤的程序。而经济和社会各不相同，并且十分复杂，所以我们无法找到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然而，通过共同的搜索和浏览信息的过程，可以得出共同的原则、共同的目标和合意的结果。

　　所有机构(或人类组织)都有八个共同的组成要素，它们一直在不断变革和演进。这些要素包括：价值观、信息、激励手段、标准、结构、流程、规则和产权。我们可以用一幅生命树的图来加以描述。价值观念是这棵树的根。人类怀着共同的价值观加入组织，保护他们的产权，减少风险和交易成本。信息交换和产权交易是组织机构的命脉。透明度一直是人类组织机构的重要元素，因为唯有透明，才能够获取信息和知识，判断制度是否公平、有效和进步。如果信息不透明，产权有可能被盗窃或滥用，导致不公平、无知及最终的社会停滞、不平等和脆弱。在树生长时，必须有结构、流程和规则，使用标准、知识和激励手段。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每棵组织机构树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生长，同时与其他组织机构树争夺空气、水和养料。

　　这种以达尔文进化论对待危机和机构生存的观点表明，在出乱子时，例如金融危机中发生的那种情况，正是组织机构树的这些组成部分的缺陷，即人们之间、机构之间或者机构与市场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造成了混乱无序。我们必须在市场和机构整个(网络)背景中考察它们。

　　所有这一切与亚洲危机和眼下正在持续的全球性信用危机有何联系呢？

　　亚洲危机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因为亚洲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没有国界的地区，大量资本流进流出，并且受到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和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的影响；危机是对亚洲治理水平的一次考验。这场危机暴露出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监管者的毫无防备，他们被困在国界正日益模糊的思维定势中。但是危机使亚洲从净借贷者转变为净储蓄者，同时日本率先实行了零利率。筹资成本近于零的流动性充溢，大大激发了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和杠杆作用的涌现，而这种情况只有在货币政策执行不严和金融监管缺失时才会产生。

　　从这个背景来看，目前这场从次贷问题开始的危机，也是对全球治理水平的一次考验。各国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正在努力应对他们觉得匪夷所思的全球资本的流动和冲击。我的看法是，美联储可能没有认识到，它不只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货币——美元——的中央银行，它在道义上还负有为世界上其余国家稳定基本局势的责任。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第一代人创造财富，第二代人守住财富，第三代人挥霍财富”。以前尼古拉·康德拉捷夫(Nikolai D. Kondratieff)的一个周期大约长60年，而我们自从1929年大崩溃以来已有78年了，婴儿潮出生的一代——我就属于这一代——平均预期寿命也是78岁左右，这可能并非巧合。我们已经放纵玩乐过，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要找出谁该挨批，我们只有自己照照镜子。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本文根据作者新书《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序言节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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