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日前，14位房地产界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建议进行“二次房改”，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采取“四定两竞”的手段。改革目标是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买得起，高端有选择”的多层次良性发展的住房供应体系。

　　 从联名上书的内文来看，很多东西都具有商榷余地，但是，这些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且不说它能不能被采纳很成问题，即使被采纳了，也不可能被完全采纳。何况，就是现在国家正式的条例、法律等出台之前，不还都有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吗？所以，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草案”，各方都来发表意见，加以完善。

　　 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顺应民意的联名信，竟然招致了很多非常刻薄的批评。这是眼下在中国做些事情的难处：不做事倒能安然无事，想做点好事则可能被骂水平低下，甚至被理解为有其他目的。其实，无论这些专家们的设计有多少不适当的地方，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提出了当前房改的制度理念和目标方向是适当的，即房地产改革的民生指向。高房价引发的社会积怨在影响和谐，高房价也在削弱民众生活的质量，甚至在宏观层面上影响国家的创新力。因为为了摆脱“房奴”困境，很多人不得不奉行犬儒主义的生活与工作法则，来挣到眼下的现钱以应付房贷。

　　 不过，在表示过对这些专家及其联名信的尊重之后，本文还是想就“二次房改”的关键问题略做讨论。就联名信中的设计来看，政府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明显加重。如果“一次房改”的成功之处在于政府退出、引入市场力量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那么，“二次房改”的关键之处在于政府介入、借助市场力量满足民众的住房需求。也就是说，政府之手要负责的事情大幅度增加：负责“准市场化平价住房”来惠及60%的中层消费者，负责“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来惠及20%的低收入者。

　　 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光荣的任务，但也是一项几乎不能完成的艰巨工程。我们可以从根源上来看，“一次房改”取得巨大成果，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可以从房地产的各个环节获益；二是房地产开发商的积极性提高，从中可以获取暴利，而不是所谓的世界通行的5%的资本利润。但是按照联名信中的设计，这将会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积极性，并招致它们的强烈抵制。在此，我们先不说房地产商的问题，只讲地方政府的问题。

　　 首先，基于三个阶层大的“三三制”中实行“三类供地方式”，将会极大地减少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换句话说，将会使地方政府依赖的巨大财源萎缩，很多不公开的事情、很多挣面子的形象工程，都会没法做了。不是说应该给地方政府补足财源，让它们继续能运作，而是说如何面对可能的抵制，让事情能够推进下去。

　　 其次，从经济适用房的制度来看，类似“保障性住房”这种微利的事情地方政府不会积极去做。根据可以查到的公开数据，截至2005年底，仍有13个省（区）没有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对市（区）、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70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新开工经济适用房3388万平方米、48万套，仅仅约占全年指标的37%。历史或许不能说明未来，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案例。

　　 再次，无论在“四定两竞公共住房”中，还是对“三个阶层”的划分中，政府都占有主导地位，权力之手几乎决定着一切。而这从千疮百孔的“经济适用房”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无处不在的权力寻租干掉政策中所有目标美好的东西。从“开着宝马住经适房”的现实来看，未来的“三个阶层”划分依然会出现类似问题。

　　 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各项改革的最大问题是政府问题。具体到住房体系来讲，我认为至少包括两点：其一，改革地方政府包括“卖地财政”在内的各项“与民争利”的问题；其二，根除或者削弱各级政府的权力寻租积累的贪腐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制度性的解决方式，即使启动“二次房改”也不会成功，而且，我们也能看到，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一次房改”的历史成果已经在被迅速吞噬。

　　 经过30余年的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当前在某些领域中的改革存在政府化方向的趋势，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包括现在的住房改革。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的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政府化改革推进中可能会出现叠加的负面效果，即权力的过度集中无益于改革进程。这不是说改革因此就应该停下来先解决政府的问题，而是说在各项改革中解决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一定要同步进行，其他领域如此，住房领域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各项改革政策的设计不至于严重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