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迪凡

　　尽管演讲的票价最低也要卖到5800元，克鲁格曼并没有太领略中国主办者的盛情，频频在会议上发难中国的经济现状。

　　不是预言家

　　抱着让克鲁格曼来华“传道解惑”心情的主办方是这样宣传他们的主角的：这是一位两次预言命中“亚洲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另有电视节目更是凑热闹，称“伟大的预言家克鲁格曼来了”！

　　在“预言家”噱头之下，听一场演讲所需不菲，据记者了解，嘉宾席位为5800 元/位，而最贵的荣尊席位为58000元/位，不仅在前排就座还有机会参加克鲁格曼11日的宴请。

　　相比之下，目前最有行市的演讲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5月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演讲，其门票最高售价也才约410美元，折合人民币不超过3000元。

　　尽管听众付出不菲，不过克鲁格曼并不买账。在接受采访时，克鲁格曼对于“预言家”的叫法，不怎么“感冒”，对于上述宣传都很坦率地作出否认。

　　“我没有看到金融危机，我只是看到了房屋市场危机。”克鲁格曼说，同样，在亚洲问题上，他说自己当时看到了亚洲经济被过重夸大，但是并没有看到后续会发生的事情。

　　他对CBN记者表示，他并不是一个预言家，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并不期盼“大政府”而需要良好社会保障条件的典型自由主义学者；而谈起预测，他的工具都很简单，就是看各种数据。

　　你知道美国有这种律师，就是跟在救护车后面，认为这样有生意可做的那种。克鲁格曼对CBN记者说，我就是这种“追救护车的律师”。

　　“世界经济很好的时候，我就没活干了。所以我就在寻找其可能出错的地方。”克鲁格曼说。

　　不懂中国

　　与谈论美国银行压力测试结果、美国基本面矛盾甚至日本失落的十年这些话题相比，克鲁格曼对于中国问题与其说“谨慎”，不如借用当天中国民营企业家严介和的一句指责：克鲁格曼对中国“根本不了解”。

　　在北京听了一天辩论的人们，也多少会有些“鸡同鸭讲”的感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恰恰是冲着世界上最成功的危机“预言家”的噱头涌向上述多项商业活动的，他们希望克鲁格曼能为中国走出经济危机“指点江山”。

　　在北京见面时，已经有些疲态的克鲁格曼在采访中也丝毫不掩饰对于中国议题的生疏，也没有改变学者式的坦诚。

　　他对CBN记者表示，对于中国的刺激经济计划以及有可能产生的产能过剩问题，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在快结束专访的时候，一位媒体同行插嘴问克鲁格曼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已经被媒体轰炸数轮、想快点抽身离去的克鲁格曼幽默地表示，估计要等我退休，或者可能等我死了以后。

　　“你看，欧元都有他自己的问题，估计10年之中欧元才能谈到国际化，而人民币估计要等到40~50年后，”克鲁格曼补充强调，“关于40~50年，我的意思是一个长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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