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至13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进行多场专题演讲。在此期间，他还与龙永图、张维迎、王松奇等多位中国官员及学者广泛展开多项争论，内容涉及中美经贸、汇率等多个方面。

　　在多个演讲现场，克鲁格曼与中国学者观点相左的情况时有发生。专就某些问题，双方的观点分歧相当之大。譬如说，论及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的根源，张维迎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因此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再加上美方对中国出口设置很多限制。对此观点，克鲁格曼反驳称，“美国支出确实大大超过了正常水平，但是是谁给了美国钱？主要还是盈余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资产”。

　　学者之间观点不同实属正常，但克鲁格曼这位新科诺奖得主的一些观点，却着实偏离了事实。如他指称中国巨大贸易顺差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将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甚至剑指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等，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应该看到，一些中国学者对于克鲁格曼的观点，有理有节地进行了批驳。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面前，中国学者逐渐实现了从一味仰视走向平等对话的理性回归。面对复杂的现实经济世界，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作出完美解释，没有一个学者能参透一切。特别是在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包括克鲁格曼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难免作出偏颇乃至错误的判断。

　　尽管如此，我们在欢迎克鲁格曼中国之行的同时，也欢迎他在中国坦率表达其个人观点。事实上，人类认知的不断提升本就有赖于不同观点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在面对一场仍在持续的、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实在有必要通过平心静气的学术讨论，以谋得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当然，经济学家的论点如果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试图以学术“权威”压服对手而赢得不公正的特权利益，那被压服和被侵害的一方理所应当据理力争。

　　国际金融危机并非源自全球化，一定意义上，与全球化背后日渐缺失的合作机制不无关系。情况正如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总裁里卡多·笛埃斯-霍赫莱特纳所指出的那样，即全球化对我们现存的政策和政治制度提出了挑战，这些政策和政治制度大部分已经达到了履行能力的极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塑造未来的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几乎是在傲慢、偏见的桎梏下自行滑落到危机的泥潭中去的，在此之前，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告终而全球一体化突飞猛进，国际经贸技术上的难题早就在现实的催生下层出不穷，以至许多经典理论都已遭到彻底颠覆。

　　遗憾的是，由于基本共识的缺席，即使是对美国如此之高的双赤字如何认识这样的重要问题，也莫衷一是。尽管多数人认为这样高的水平早晚会出事，但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究竟在哪里，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究竟是什么，竟然会在如此长时间内谁也说不清楚。

　　显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层面，国际社会间的交流协作都是如此重要。套用克鲁格曼此次中国之行中最少异议的观点，即“如果所有国家都共同行动拯救经济，就不会有国家担心我这么做不利于我自己，所以有必要一起做一些事情。世界已经变化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极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这一观点，应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基本共识。以此为前提，加上国际社会具体深入到各个领域分别展开各种形式的磋商、交流与协作，终能逐渐磨合出兼具开放性与适应性的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凭借新的金融与经贸体系，国际社会不仅能将全球经济带出当前衰退，而且还可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危机。

　　因此，克鲁格曼中国之行中的“异见”也给我们以启示：间有争论并不值得担心，关键是各方利益主体须正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失衡的现实和背后的机理，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小幅快进地为修正“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错误扎扎实实地付出努力。

　　几乎可以预见，由于经济学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特征，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交锋必然长期存在，甚至还有可能相当尖锐，如前所述，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君子和而不同”，两千年前的古代中国人即已有这样开放的胸襟，现代人当更应有一种共赢的气度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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