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场上的大国权力角逐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1日 01:18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巍张旭东周寅婕

　　几日前，世界上最有权力的20个国家的首脑齐集伦敦，商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之策。会场弥漫着史无前例的焦虑，背后则是大国政治围绕主导货币的新一轮角力。在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大国实力的关键性指标。而货币的生命力不仅仅取决于短期的经济形势，还取决于国家主权的信誉和国际政治的实力。

　　美国因为其发达的资本市场、超强的军事实力等一系列优势而长时间的盘踞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稚嫩的欧元至今尚未用令人信服的经济业绩来证明它能够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而日元国际化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其并不具备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硬实力”和“软实力”。掀开大国货币兴衰沉浮的历史帷幕，我们会发现货币竞争的背后始终绕不开政治和外交的角力，这对于正在准备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而言，启示良多。

　　美元霸权的时代

　　美元霸权的确立，乃是美元与英镑的长期角力的结果。从一战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英国经济受到异常沉重的打击，英镑霸权已经日薄西山。无奈之下，英国在1931年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随之动荡，大国间的货币战硝烟四起。相比之下，19世纪末，美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自1900年美国通过金本位法案后，美元正式走向世界。由1912年美国的“金元外交”政策，到上世纪30年代西半球建起美元区域货币集团，美元逐步放开手脚与英镑展开了货币霸权的争夺。二战硝烟散尽，欧洲退出世界中心舞台，是时的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上独占霸主地位。

　　围绕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英美从自身的利益和货币发展史的经验与教训出发，提出了相异的设计思路和方案。在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1944年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镑对美元做出了历史性的妥协和退让。44个国家通过了以美国方案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同时建立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战争结束后，美国以英国承认美元霸权地位为条件，向英国提供巨额贷款，进一步打压英镑，使其元气大伤。与此同时，美国将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经济扩张的工具之一，大量输出资本和商品，造成他国经常性国际收支逆差，使美元在国际范围内受到极大的欢迎，甚至出现了“美元荒”。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美国货币政策成为全世界的货币政策，美元霸权的时代来临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不仅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空前增长，还提高了全球购买力，弥补了黄金不足，结束了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更使得全球经济步入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

　　然而，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存在固有的根本性矛盾，即国际货币的储备职能和清算支付职能要求美元既要维持贸易顺差以维持他国对币值稳定的信心，又要产生逆差使得世界其他国家有足够的美元维持经济运转。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困境”。果不其然，随着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经济的复苏，它们对美元霸权的“过分特权”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而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更为美元危机埋下伏笔。1971年，美国出现了1893年以来的首次国际贸易逆差，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固定汇率制难以为继，尼克松被迫宣布美元贬值，并关闭黄金窗口，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3月，美元再次大幅贬值，引发欧洲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在浮动汇率制下，美国反复无常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巨额贸易与财政赤字带来的金融动荡，让美国的贸易伙伴们大为光火。日本和德国希望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加强三国的协调与合作，然而试图束缚美国经济政策的做法，显然不是美国这个尚未退位的霸主愿意见到的。

　　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元霸权不仅没有就此终结，反而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和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出现了两个强势时代，使得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有增无减。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和欧元的启动曾一度对美元统治下的货币体制构成了威胁，有学者开始认真研究美元霸权是否会被欧元终结。但事实证明，在世界储备货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份额，让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自信地认为欧元取代美元只是天方夜谭。

　　超越马克，欧元的前世今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上摧毁了欧洲的传统强国。无论是战败并导致分裂的德国，还是作为战胜方却奄奄一息的英国，抑或精神旗帜屹立却早已国破家亡的法国,都在这场浩劫中丧失了强国的实力和地位。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开展，受到重创的传统三强步入复兴之路。

　　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欧洲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但是各国经济绩效的角逐已经产生优胜者和苦苦挣扎的落伍者。此时德国经济在欧洲有一骑绝尘之势，德国央行用高超的手段控制着马克的流通并维持很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而英国和法国国内经济时常受到通货膨胀困扰，为了经常项目的平衡而耗费来之不易的外汇储备。法国迫切希望借助德国模式来稳定自己动荡不堪的国内经济，重回欧洲经济领先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欧洲各国也失去了美元作为霸权货币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创设欧洲自己的货币体系，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并抵御外部金融风险，则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围绕该议题，欧洲内部经济竞争的优胜方和失意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考虑，产生了相互矛盾的政策需求，从而使得上世纪70年代成为了欧洲在美元对霸主地位依依不舍而自身强币(如马克)和弱币(如法郎)相互博弈，进行货币体系改革试验的阶段。

　　欧洲为应对美元不断贬值而首先尝试联合浮动汇率体制。马克成为该体系中坚力量，比利时、荷兰等国将本国货币与马克绑定，形成了一个“马克区”。为了不被德国的强劲步伐远远甩开，法郎迫于压力参加了这一机制，但之后因德法经济发展的不同步调而两次暂时退出该机制。此外，在欧洲货币统一的进程中，英国始终是最消极的参与者。英镑持续疲软，基本丧失了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能力，沦为被边缘化的欧洲弱币。英国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冷漠态度也使得德法两国成为这一体系中坚力量。

　　在法德分歧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真正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尚停留在理论和想象中。如果裹步于此，不必说欧元，一个相对成熟的欧洲货币机制都将胎死腹中。权衡利弊，德国意识到建立一个新的欧洲货币机制可能带来的好处。德国的对外贸易将因为扩大了的稳定货币区而受益，同时新机制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另外,对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加以约束,促进这些国家适当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从而使欧共体范围内的经济政策趋同成为可能,为货币一体化创造条件。而一系列货币危机考验后，欧洲其他各国，特别是法国认为德国的经济模式值得效法,利于帮助法国控制通货膨胀，改善法郎处境。德法合作主导欧洲货币体系重现曙光。

　　倡导建立新的欧洲货币体系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德法两国领导人施密特和吉斯卡尔的友谊是这一拉锯过程最好的润滑剂。1979年最终建立起欧洲货币体系(ECU)，将各国货币的汇率与对方固定，共同对美元浮动。该体系是欧共体各国走向经济货币联盟的重要一步,它加强了各国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上的协调与合作,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相互贸易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这一体系的约束使欧共体各国特别是法德间相互磨合与协调政策,这是经济货币联盟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在该体系实际运行中，各国货币与ECU 维持固定汇率,事实上是与德国马克相联系。所谓“三十分钟的货币主权”，就是指德国央行政策发表半小时后,体系内其他成员国便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跟进。德国马克事实上取得了“欧洲美元”的地位！

　　然而，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孕育着巨大的危机，强币与弱币的矛盾仍然是这一体系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1992年欧洲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二战后最严重的货币危机，根源在于德国实力的增强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频发的欧洲货币危机促使欧洲人，特别是德法，反思这一体系的弊端。强弱货币的矛盾或者根本上欧洲各国经济发展实力的不平衡是难以消除负面因素，解决途径只有取消各国使用的货币，代之以统一的欧洲货币。而仿效欧洲最富经验也最成功的德国央行建立一个独立于欧洲议会和各国的欧洲央行，执行统一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会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纠纷，使得欧洲经济整体发展迅速加快，让每一个成员受益。于是，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在1999年应运而生。

　　被誉为“欧元之父”蒙代尔曾说：“欧元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权力结构的巨大潜力，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国际记账单位和储备货币而挑战美元”。然而，运行10年来，欧元尚未实现蒙代尔的预言。欧元在同美元的较量中仍处于下风，欧洲经济10年来陷入困境使得美元对欧元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巩固。欧元在其国际储备功能还不超过世界外汇储备的20%，结算和计价功能方面美元短期之内优势地位难以撼动。欧元要想改变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权力结构，尚需加以时日。

　　日元的悲壮与无奈

　　在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日元的扩张与败退，经历了与日本经济与政治地位的起伏几乎同样的轨迹。

　　日本在战后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奇迹”，伴随着经济的全面复兴，日本国内滋生了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民族骄傲情绪。而日元的国际化程度是日本实现世界强国抱负的重要指标。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和联储主席沃尔克联手缔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第一个强势美元时代，美元再次奠定了几乎坚不可摧的货币霸权地位；同样是出口大国的前西德也已开始在欧洲的货币国际化进程，马克在最高峰时占国际总储备货币的18%，成为继美元之外的主要货币。大国竞争的压力之下，日元在1980年代开始了国际化的第一波。

　　 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顺利得连美国人都深感意外。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回忆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在表示愿意协助美元贬值时，竹下登甚至还大度的说：“贬值20%，没问题”。升值后的日元成为全球最强势的货币之一。同年，日本货币当局正式全力推进日元国际化进程，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大量贷出日元。靠着这些贷款和援助，日元在亚洲的扩张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无论在外汇储备还是外汇交易中，日元都获得了一席之地，世界出现了美元、日元和马克“三极通货体制”的发展态势。

　　 1990年代初，正当世界准备迎接一个新的经济帝国来临之际，日本“泡沫”经济突然破裂，日本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在经济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迅速下滑。1997年，东亚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日本本来有机会通过稳定日元，扩大对东亚国家的救援，树立它们对日元的信心，进而实现日元在1990年代逆境中的绝地反击。但是，日本却选择了狭隘的自我保护，放弃了国际责任。为向外转嫁危机，日本政府放任日元大幅贬值；不仅如此，日本的金融机构在危机期间从东南亚地区大规模撤退，对东南亚国家的贷款也大规模缩减，让危机国雪上加霜。相反中国却通过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加大对东亚国家的援助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日本在东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遭遇来自中国的全面挑战，日元遭遇重大的信任危机。这一战略性的失误，使日元在世界货币征途中败走麦城。日本学者吉川元忠在《金融战败》一书中悲哀地写道：“太平盛世中，谁能意识到战争已经打响……在人们看不到摸不到的无形战争中，往往败就败在心甘情愿将自己大好河山拱手送给对方还浑然不知，这样的战败更惨更痛。”

　　祸不单行。1990年代，美元在克林顿经济繁荣的周期里，出现了第二个强势美元时代。在贸易结算中，大部分国家都愿意使用美元和本币，日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重回二十年前的水平。在美日货币的较量中，日本几乎是全面败退。

　　面对日元遭遇来自美元和人民币的两面夹击，危机后的日本仍然在东亚采取积极的金融和货币外交，为了换取东亚国家的支持，日本将国际货币战略的重心从推动日元国际化转向推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谋求重塑正面的国家形象，以弥补日本在危机中的战略性失误。而美国和IMF在危机中火中取栗的行径，更让东亚国家产生一种团结自强的紧迫感。在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共同推动下，东亚金融和货币合作在美国金融霸权的压力下取得了艰难的进展。

　　早在泰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伊始，日本政府便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担心日本的举动威胁美元的地位。美国公开反对日本用建立AMF的计划来挑战由其主导的IMF。日本因此被迫放弃了该计划。不过在日本推动下，自2000年开始，东亚“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形成机制，成为东亚各国商讨金融和货币合作的重要平台，并于同年在泰国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清迈倡议》，决定在东亚13国范围内建立双边货币的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向面临短期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此外，从2003年开始，为改善东南亚国家对它的不信任，日本再次开始加大对该地区的贷款。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曾努力让日元走向世界，但却充满了坎坷，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储备货币。日本经济的不稳和日元的猛烈波动使得其他国家对于使用日元存在根深蒂固的警惕。而且日本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够，缺乏品种众多的金融产品，其他国家即使想持有日元为外汇储备，所能够选择的资产组合也是非常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诸多表现，使日本难以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大国。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元跟风贬值；面对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日本在建立AMF等一系列问题上也表现得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日元命运的跌宕起伏，固然与其宏观货币政策的失误和国内经济结构有关，同时也缘于日本缺乏一种成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和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元国际化悲壮旅程的背后是日本作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无奈现实。世界货币战场是国家实力的全方位较量，除了拥有强大的财富积累之外，货币的国际化还取决于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是否敢于面对压力、敢于承受风险和责任的勇气，以及是否具有在国际体系中合纵连横的外交智慧。显然，日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民币国际化的起航

　　至少在最近20年里，中国和日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G20峰会前关于创造“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提议震惊世界。这次不同寻常的公开提议，被普遍认为是是中国在长期遭到来自西方的汇率压力之后，所采取的一次非常强有力的反击。

　　正是由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流通中的霸权地位，助长了美联储实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美国可以高枕无忧地积累高额预算赤字、吸纳海外资金过度消费，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国债持有者却面临资产缩水的危险。对美元的不信任正在全世界悄然蔓延。中国在G20峰会之前的改革呼吁，获得了俄罗斯、巴西、印度、韩国、印尼和南非等主要新兴国家的赞同，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长期价值走贬的忧虑。

　　但是，中国的提议引发了美国迅速而激烈的反应。奥巴马在第一时间回应说：“我不认为有必要设立环球货币”。财长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听证会上，也表态要强力支持美元的地位。不仅如此，欧盟与澳大利亚则表明支持美元继续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中两国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这场隔空交战，使得整个世界弥漫着“货币战争”的硝烟。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面临一次新的权力转移？美国真的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货币霸权地位？

　　尽管中国迫切希望以美元以外的形式持有1.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目前除了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储备美元之外，并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因为中国在对去年外汇储备币种多元化的尝试带来了亏损。可以说，美国国债目前仍然是中国可以相对安全地投资其盈余资金、而不至于引发明显市场扭曲的唯一有足够深度的市场，而且美国目前仍然是中国出口商品最后可以指望的买家。所以至少从现在来看，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进行所谓的货币权力转移。

　　实施“超主权国际货币” 的方案，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不小的难度。储备货币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造出来的。一个没有国家作为支撑的货币很难推广，人为地造出一种替代性货币就像货币领域的世界语——它在上个世纪曾受到追捧，但现今已经被世人遗忘。何况，即便非主权货币能够得以建立，但仍然摆脱不了金融大国的操控；就犹如联合国在很多时候也都只是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行实力角逐的棋子一样。

　　因此，中国的提议与其说是一种务实的操作手段，倒更像是一种外交策略，目的是先发制人，以将20国集团峰会的焦点锁定于美国的金融监管失误上。而且通过这种战略性的攻势，中国的要求得到了回应。美国和西方统一中国在IMF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代表权。

　　在当下的时代，讨论美元时代的终结还有些过早，在没有替代性货币出现之前，美元仍将是世界上难以撼动的霸权货币，当中国的提议抛出之后，欧洲、澳大利亚等美国经济的传统竞争者不仅不落井下石，反而力挺声援，就是一个明证。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如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将会成为未来国际金融秩序中的重要议题。美元独霸的地位将会削弱，越来越多的货币会在世界舞台上显露身手，而其中人民币成为重点讨论的对象。所以，对中国而言，与其领头倡议实施难度很大的“超主权货币”，还不如在未来几年里步步为营地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市场交易货币。

　　在过去几个月里，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开始扬帆起航，中国央行先后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和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规模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但人民币的国际化仍面临强大的外交挑战，中日韩在东亚地区的权力角逐和亚洲地区复杂的历史背景，都使得人民币在亚洲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而且曲折的过程，它的背后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也是中国综合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果。在大国的权力角逐中，中国是否能跻身政治和经济强国之列，人民币是否强大比GDP更为重要。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经济研究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