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汪建熙是业界非常有专业素养的学者型金融家。在今年“两会”召开期间，《国际融资》杂志记者就危机下的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情势判断专程采访了他。他凭借在国内外业界积累的经验，对全球经济走势，对中国融资市场、对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金融风险专家谈危机下的投资策略

　　■《国际融资》记者 李路阳 齐芳

　　记者：您是业界资深专家，我们想请您谈一下对中国国内融资渠道现状的看法？

　　汪建熙：中国融资的主要渠道，一个是银行系统，一个是资本市场系统，还有一个就是非公开募集市场。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基本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究其原因，与受国际金融市场冲击有关系；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还与对股改方面的忧虑有关，如大非小非解禁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也和投资者心态、投资者教育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投资者中有相当多的是在做短线，所以认为大非小非等对股价的影响比较大。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未必有那么大的影响。其实，大小非解禁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如果总是希望短期内就能获得很大收益，可能就会对大非小非有一些忧虑。而公开市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债券市场，到目前为止，其发行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这里面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的问题，比如信用信息是为风险定价提供基础的，也可是说信用信息缺失是基础设施不足之一。由于这些诸多原因，债券市场至今还没有发挥其有效作用。虽然在过去三四年里，人民银行推出了在银行间市场的融资券，对企业融资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如何把债券市场发展起来，对融资的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

　　几十年来，中国的银行系统一直是中国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这一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其货币政策也主要是通过银行的资金配置进行调控的。而前一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也是通过银行来减少资金供应，包括不断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重新设定贷款额度等诸多方法；此外，央行还通过发行央票的方式来回收过度的流动性。目前中央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变成保增长、保就业，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贷款力度非常大。由于中国从2003年开始实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使得我们现在的银行体系，总得来说变得相当的强壮，给这一轮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和融资，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支持。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总体说来是在不断地扩大，呈往前走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的作用还相当有限。我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但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进一步放开，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程序，要在管制方面便利化，要推动民营资本参与。像VC风险投资，不应该靠政府主导，从资本运作的模式来看，风险投资应该是靠市场推动，而政府主导对这种资本运作模式的发展不会太有利。再有就是最近两三年推出的产业投资基金这个概念，这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类似之处，关于这种基金是否由政府主导曾经有过讨论。回顾历史，据我了解，我国最早的产业投资基金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航空业和瑞士搞的一个航空产业投资基金。由于当时国家减少了对航空业的投入，而航空业需要发展，于是应运而生了这个航空基金。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铁道部正式向国家申请设立铁道基金，那时候需在人民银行审批，人民银行为了提高设立的门槛，制定了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比如要求基金发起人必须有10亿以上的资本金。如果基金发起人真的有那么多钱，那何必募集基金啊！自己管好自己的钱就足以了。结果这个基金最终未能设立。直到最近两年，产业投资基金转由发改委进行审批，发改委出台了一个管理办法。其实，我觉得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和运作的审批还应该进一步放宽，如果需要的话，搞一个备案制度就可以了，目前适用它的法律法规有《合伙人法》、《民法》及其他相关投资方面的法律。但这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能向非特定公众募集，如果向非特定公众募集就要按照基金法来执行。我们有一个概念是“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私募基金或产业投资基金募集的对象主要是这类机构投资者。合格的机构投资者一般不是监管机构保护的主要对象，它有更加灵活的方式。

　　我觉得中国国内融资的这3个渠道，从目前来看，银行的作用还是比较有效的，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撑这一轮的经济扩张，而其他的两个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的状况还是不太理想，还存在一些问题。当然，证监会也表态要积极改革发行定价制度，希望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较快地恢复IPO的推出，这是一个好事。

　　记者：作为中国投资公司的首席风险官，您怎么看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您认为在这方面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汪建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很深入地研究。

　　第一，要高度重视风险管理。过去大家把关注度放在如何做大做强，并进行扩张，对于诸多相应的风险重视不够，也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比如，按照《巴赛尔协议》I的要求，假设银行业对资本金的要求是总资产的8%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你有100元的资本，那么根据资本充足率的公式，就可以换算出你的风险资产是多少。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虽然也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是基本形同虚设。各家金融机构都只管发展业务，增加资产，却不增加资本金。这时，监管机构也没有发挥监管职能，没有限制其业务发展，否则就必须要求其增加资本金，使他的资本金始终保持在不低于8%的水平。如果这个水平降到了3%，但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风险就会很大。过去我们有风险这个概念，但是没有相应的有效的管理，现在银行在这方面已经开始重视。这两年，各金融机构本身，包括监管机构在内，对风险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从风险的识别、风险的计量、风险的控制等方面，有了相当多的改进。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包括从国家主管部委的主要领导到企业的主要领导在内，对风险本身的理念、风险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够，目前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风险和风险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对风险的技术层面的重视度高，但是对政策、制度、体制、机制这些方面造成的大的风险还没有太多的关注，应该好好研究和分析。我刚才提到，最近几年我们对风险的认识比之过去有所提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对风险的重视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而对风险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还不够。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对这种在常规条件下的市场风险看得比较重，而对于突发性的、由于体制机制造成的风险则认识得不够。西方对这种意外事件有一种叫“黑天鹅”的说法，按照一般风险管理的概念，有些事件发生是小概率事件，小到几千、几万、几百万分之一，在数学上讲小概率事件等于不可能事件，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去防范这些事件。但是，一旦这些事件发生，又完全不在我们现有的风险管理措施之内，结果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针对这方面问题，我认为应该加强研究，防范形成系统性风险。

　　第三，对风险管理产品的开发还有待加强。我的看法是，风险一定是存在的，比如投资有收益，那是因为存在时间价值和投资人承担的风险。如果不承担风险基本就不会有收益，投资收益和风险呈正相关的关系。我们常说，风险就是不确定性。我们讲的市场风险，如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都会随着市场波动。如果我在比较高的价格水平买入，之后价格走低，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风险。再有就是信用风险，就是指你投资和交易的对手可能会出现经营不善、由于流动性问题出现破产、违约或到期不偿付债务。还有就是操作风险，由于操作失误造成的操作风险。由此可见，风险是一定存在的，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如果价格不波动，那投资就不会有收益了。打个比方，中国石油上市时是10元，如果10元永远是不变价格，你去投资就不会有收益，除去上市公司自身盈利不说，二级市场的投资收入就没有了。作为风险管理，我们可以把风险分散或者转移，由了解市场风险、有能力承担市场风险的人去承担。一个大的风险可以分散成很多小风险，这些小风险对于风险承担者都是可承受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有工具来实现风险的分散转移。但是，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工具和产品还是不够的。再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人有一个长处是聪明脑子快，灵活，但这个长处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投机性太强，老是想赚快钱。投机性强在风险方面来说，有时候是致命的。如果你有能力承担这个风险你才去承担这个风险的话，一旦风险发生，你还是可以承受的。但如果是没有承担风险能力的时候你就去赌一把，当风险真正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和损失。过去我们在这个方面有很多教训，比如说中航油陈久霖事件，中航油是做套期保值、风险对冲的，证监会是不允许他们利用衍生产品进行投机的，陈久霖觉得自己对这个市场熟悉，做衍生品赚钱要比辛辛苦苦经营赚得快赚得多，结果怎样？陈久霖从狱中出来后说他自己是替罪羊。但我认为，如果他严格按照中航油的进口量来做套期保值的话，即便是在期货上有了亏损，但在油的实物上一定是规避了价格的风险，因为实物和期货的价格对冲以后，风险是可避的。再举另一个例子，现在中国食用油的榨油企业很大比例是由外资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大豆榨油企业过去多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参与期货交易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原本是靠生产油、卖油赚钱的企业，应该首先把大豆的价格波动锁定住，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重点都放在了期货上，参加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交易，再参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交易。最终结果是，我们的民营榨油企业全军覆没，被那些外国金融机构都吃掉了，导致目前我国的榨油企业绝大多数都被外国人控制。我想通过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无论是企业还是金融机构，赌性或者投机性都不能太强，必须清醒地明白自己具备承担多大风险的能力，这一方面取决于对市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资金实力。

　　记者：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到海外投资的已经不少，目前赶上了全球金融危机，损失也挺惨重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建熙：中投过去投资的一些机构也出现了很大幅度的亏损或者说是浮亏，这与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相比还不是一回事儿。中投是一个财务投资者，不管是投资摩根士丹利还是投资黑石，都是为了获取财务收益。这和我们想要提高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有关系，是一个尝试，但不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那种尝试。

　　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在过去几年有若干相关案例，包括收购香港、澳门的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包括在美国设立工行、建行等的分行，这些都是我们在努力“走出去”。这个路子是一定要走下去的，对此没有任何疑义。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要为那些“走出去”在境外取得资源、获得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保护我们开发的市场。举个例子来说，从2002年11月开始，我国建立了境外合格投资者(QFII)项目，将QFII引进中国，他们进到中国市场后，除了涉及到中国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涉及到基金托管问题。和我们签署QFII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是瑞士银行，他们说，“我们的资金从来都是由花旗托管，在中国我们还是需要交由花旗托管”。这个例子说明，当你的投资向外走的时候、当你的产业迈出国门的时候，相应的服务业也就被带出来了。像我们国家的产业进出口量这么巨大，必然要在境外设立各种实业机构，不管是生产厂家还是研发机构，希望不希望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境外对其发展给予支持，这是一个问题；金融业能否跟进扶持这些实业在海外的发展，也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现在大家都面临着全球化的产业竞争，在中国国内的最大商业银行、最大的券商，能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跟国际金融机构同台进行竞争，并取得成功，应当说挑战是严峻的。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他们没有办法与国内银行的众多网点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可以争夺高端业务和高端人才。如果中国的银行的高端业务和人才都被抢走了，我们的银行业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参与全球性竞争的，“走出去”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体制机制、经营理念、管理能力。我曾经也在中国银行的海外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个副行长到海外去考察工作，他开玩笑地说：“我们中国银行改名吧，以后就叫华侨银行算了。”中国银行在英国伦敦的分行是1929年就设立的，比绝大多数外国银行在伦敦设立的机构都要早，但是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都在做些华侨业务，给华侨做房地产贷款、吸收华侨存款，而没有真正进入当地主流市场，这与我们的体制机制观念都有关系。比如，我们不敢雇佣外国的高端人才甚至一般员工来工作。而现在到中国来的外国银行都已本地化。我们“走出去”是不是也应该实行本地化？日本在前一轮的国际化的过程中信不过本地人而不进行本地化，结果出现不少问题，现在日本人也吸取了教训，不断改进自己，并开始不断地启用外国人才。再有，动不动就想把哪一个外国金融机构给收购了，收购不是参股的概念，是要把别人变成自己的下属机构。如果你把被收购的金融机构真的变成了自己的下属机构，并且按照你自有的管理体系，包括文化、理念、法律法规、治理等进行管理，其结果是管不了也管不好。因为金融业是高端人才聚集地，管理得不好，人才就会流失，人走了，市场就带走了，企业的价值也没有了。最后，你可能只是买了一个牌子、一个办公场所，却不能真正把这个业务收拢下来。说到金融机构收购兼并的风险，我想举美洲银行(BOA)收购美林银行的典型案例，美林银行投靠美洲银行后，当时美洲银行觉得很不错，因为他们自己的投行和证券业务比较弱，有美林的加入可以壮大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但最终的结果让美洲银行董事长非常后悔。当美洲银行第四季度报表一出来，他们发现这次并购使美洲银行创造了历史性的亏损记录。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打算收购哪一家美国金融机构，如果真收购了，人家接着给你亏损，你自己承担得了吗？所以，必须要把各种风险都考虑到。还有，“走出去”需要与你自身原有的优势、发展的方向有效地结合，这样才能锦上添花。如果收购的机构与你自身业务毫无关系，和自有优势、发展方向不能对接，就是为了扩张而扩张，这样的收购大多数都是不成功的。

　　总而言之，“走出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一定要这么做，而且在这个“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有许多的失败和挫折，这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必须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作为国民和媒体来说，对他们要宽容，要允许我们的金融机构有时候不太成功。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会逐渐取得成功的。

　　记者：危险和机会从来是孪生的，您认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除了负面影响，还有哪些机遇？

　　汪建熙：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框架冲击非常大。比如说，像那些原来全球最顶级的银行，他们现在的市值甚至都小于我国中等银行目前的市值，而且他们面临着流动性紧缺、信贷收缩等非常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银行来说，不管是在国外开展业务、设立机构，还是收购兼并，都碰到了一些比较有利的条件。举例来说，许多国家对国外机构到本国开展业务都有很多不同的限制，但现在这个时候的门槛就会有所降低、接受度可能会有所提高。换句话说，过去那些国家对我们国际并购的门槛设得还是非常高的，人家都非常警惕中国的主权投资机构、国企去收购他们的企业，他们会产生这是把他们的私有经济国有化的想法。但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因为他们非常缺乏资金、缺乏推动经济的力量，所以这种限制条件会有所缓解的，门槛会有所降低。另外，当前许多资产的价格都比较低，也为并购提供了较好的机会。这都是对我们相当有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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