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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升
在谈到IMF增资问题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撰文指出,“要考虑不同国家发展阶段、人均GDP水平、外汇储备资金性质和形成、积累过程以及本国经济安全对其依赖程度的巨大差别。简单以外汇储备多寡确定出资规模,既不现实也不公正。”
对于位列外汇储备绝对规模全球第一位的中国而言,有多大的财力增资IMF,充分理清楚王岐山开列的因素,显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中国2009年1月、2月外汇储备绝对额或将出现连续下降局面的背景之下。
首先,需要再度明确中国外汇储备的资金性质。由于在过去多年实施强制性的结售汇政策,在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每出现一笔外汇储备资产,就有一笔对应的本币负债进行对应。外汇储备资金的资金性质,既明确了中国外汇储备资金不能在国内内部使用,也明确了,外汇储备在海外使用时,还要注意资金的流动性变现,因为国内对应的本币负债有可能提出购汇需求。
可以给出的一个例子是,过去几年中国以外汇储备对中、建、交、工、农、开等几大银行进行了外汇注资,在注资时本来明确不能结汇,但由于人民币升值给这几家大的银行产生了巨大的汇兑损失,实际上各大行最后大都和央行结汇。这样的结果是,外汇储备的规模最后没有变,国家最后是以央行增发本币的方式,实现了对银行的注资。
外汇储备资金性质的另一个方面,是试图区分外汇储备资金的国别属性。实际上,在中国每年流入的巨额贸易顺差中,绝大部分都是外资企业所有的加工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更是全部的外资属性。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很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在所有权上很多并不归于中国。从过去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等等来看,除了本国国民(企业和居民)的购汇意愿增高之外,外资所有权部分外汇资源流出的速度更快、比例更高。尤其是,目前巨额的FDI留存利润等潜在问题,都值得中国更好地评估外汇储备的资金性质、形成、积累过程。
在外汇储备资金性质方面,有两个突出的研究结论值得更多读者参考。第一个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高级经济事务官李月芬,她指出,中国急需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2008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2954.7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实现贸易顺差就达到1706.6亿美元。第二个,是央行反洗钱局局长唐旭对FDI留存利润和折旧规模的研究,他测算2003~2005年累计有1869亿美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姚枝仲研究员的估算,2004~2006年外资企业未被统计到的留存利润累计为1920亿美元。
其次,如何评估中国经济安全对外汇储备的依赖程度?
金融危机以来,2008年下半年金融和资本项目多年来首次出现逆差,对这个问题的评估具有突出意义。根据我们之前的测算,不考虑国际收支的误差与遗漏项目,2008年约会形成222亿美元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也就是资本流出,2008年下半年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约会达到1112亿美元。
在金融危机之下,众多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外汇储备余额大幅下降的情况,比如俄罗斯、印度、韩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东欧国家等等则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有的国家甚至不得不求助IMF等多边金融机构。
中国在资本流出方面的潜在压力,将是评估中国经济安全对外汇储备依赖程度的最重要方面。而如果危机继续加剧,2008年下半年已经出现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大幅逆差,2009年1月、2月的大额外汇储备余额净减少,将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此外,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大幅逆差还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这是中国经济安全对外汇储备依赖的另一个层面。
上周有国内媒体报道称,某部委研究机构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警示,中国外汇储备单边上升的局面或许已经基本终止,考虑到中美目前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可灵活动用的储备并不多,尤其是考虑到货币互换协议,考虑到要留下一部分保持汇率与贸易的稳定,以及外资撤退时的稳定等等,实际可灵活动用的外汇储备大概只有3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中国要谨慎动用所剩的这部分灵活性较大的外储。
目前,在资源能源类层面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双边和东亚区域内使用外汇储备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是中国目前在外汇储备使用上的两个战略考虑。对IMF、世行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注资,可能还排在上述两个战略思路之后。
如此,综合考虑中国外汇储备的资金性质,考虑中国经济安全对外汇储备的依赖程度,中国在外汇储备运用、增资IMF的问题上要有更多的考量。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