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据报道，20国集团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3月14日正式在英国的霍舍姆开幕，本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解决金融危机、重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据了解，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歧见不少，但20国财长已达成共识，会议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与改革。

　　同时，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金砖四国”的财政部部长也在霍舍姆表示，必须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面的改革，包括重新评估该组织的作用和对该组织的要求等，以使该组织适应新的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并在改革过程中采取措施扩大四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可以说，1945年IMF创立无非是想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希望经由IMF的设立能对汇率稳定、国际准备的供给、国际收支的调整等提供好的解决办法，以便在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重建国际金融市场。但是，由于该体系内在的缺陷（即特里芬之悖论）以及由英美所主导，尽管该体系对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稳定、成长与国际经济扩张有相当大贡献，但该体系则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并最后崩溃。不过，在该体系崩溃之后，国际间贸易与金融问题的协商与改革，大多数仍然是通过IMF来进行，而且英美对IMF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改变。

　　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冷战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地位不断上升，IMF改革已势在必行。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弊端。只有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与重建，才能更好地应对危机，以及避免类似的危机今后再次上演，这应该是20国集团会议的共识，也是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大势所趋。

　　但是，IMF的改革或重建，不仅在于如何全面检讨IMF组织目的、功能、运作机制及管理制度，还得重新建构IMF的权力结构，改变IMF完全由英美主导的权力结构。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起，在IMF中如何反映这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增加它们的话语权，也成了这次IMF改革的重要方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代表性和合法性。

　　比如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2008年4月批准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的投票权重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重则从40.5%上升为42.1%。尽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代表性有所增加，但发达国家在IMF中的绝对优势并没有改变。而且,世界银行行长历来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人选则由欧洲国家决定，这样的规定同样是不合理的。

　　针对IMF改革与重建，中国要主动参与对话、谈判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对此，中国政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对当前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及各国对国际金融组织诉求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IMF改革方案。该方案要在历史依赖性、现实的形势及各国利益诉求上寻求一个利益平衡点。这样既能够使既得利益者接受，也能够反映现实变化的情况及自身的利益。

　　二是要采取合纵连横的方式，既与美国等强势者更多地对话，又要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联合起来，以此来争取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秩序重建中的利益与地位。在这方面，要更多地以务实态度进行，而不是太多意识形态。政府要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来与世界各国对话与谈判。

　　三是政府要顺应这次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之优势，以务实态度来展现中国国家之优势，通过这种优势来争取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地位与利益。在一些重大的事件面前，例如2008年下半年所采取的政策那样（与欧美各国联合采取救市行动），以小成本谋大利。

　　总之，IMF及世界银行的重建与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政府要主动地参与到这次国际经济组织的重建与改革之中，并在这些国际经济组织重建与改革过程中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而达此目的，中国政府就得参与整个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对话、谈判与游戏规则制定中，这是获得与保护国家利益最好的方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如何保证中国经济最先走出困境是以上目标达到的基础。

　　（作者为本报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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