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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20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分别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中美失衡为特征的储蓄率问题以及顺周期性问题进行了阐述,分别涉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如果再加上央行金融研究所关于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文章,基本上完整表述了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
其中,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的建议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在金融监管问题上又与欧洲不谋而合,因此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国际社会表达对美国主导世界金融而酿成大祸的不满,并计划改变这一现状,尽管欧洲和发展中国家诉求和立场并非一致。
中国首次系统地表达了对现有国际金融规则的不满并发出了自己清晰的声音,矛头指向美元本位体制,引起了广泛共鸣,令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仓促做出僵硬回应。一直以来,美国不断在各个国际场合纠缠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抨击中国的高储蓄率是造成危机的根源,进而为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寻找借口。中国显然决定转守为攻,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现有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改革的建议。
中国的目标并非仅限于挑战美元地位,而是希望进行更广泛的国际金融改革,以便有利于中国金融企业走向被西方控制的国际市场。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三大国有银行市值占据全球前三位,蓄势待发欲进入潦倒的国际金融市场。在有关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探讨中,周小川对信用评级、会计准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等金融微观层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三个领域的标准制定和执行,即话语权都控制于西方人手中。
根据周小川的观察和研究,近年来在经济金融体系中,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有太多的正反馈环,而负反馈环不多,因此系统呈现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而这三个领域的制度安排均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一旦经济周期发生逆转,也将强化和放大衰退的程度。因此,在现有的市场结构中,需要在微观层面安排更多的逆周期机制,以确保金融体系更为稳健。
以信用评级为例,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高度相关,它们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周期性力量,经济繁荣促使乐观情绪产生,经济衰退则导致悲观,从而在机构层面产生“羊群行为”。此外,评级机构还具有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因此,周小川建议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需要出台新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外部评级的依赖度和使用率不超过业务量的50%,至少对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这样规定。
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控制了国际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债券若要走向国际将受制于人,而相关会计准则和评估标准等都有利于西方银行,对于发展中国家追赶型银行不利,因此,如果中国金融业要崛起,必然要寻求改变西方主导游戏规则的局面。当前是改革的最好时机,危机暴露出这些规则存在问题,而具有部分主导权的欧洲也对美国制定的规则所造成的后果表示了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