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实权”机构是一个长期探索

　　——专访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李伟

　　谷重庆

　　奥巴马政府以变革为口号上台，但估计他可不想改变美元现在的国际地位，不过形势比人强。

　　下个月即将在伦敦召开G20峰会，本来美欧正在为会议的焦点而争论，美国认为峰会的焦点应该是各国需要扩大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而欧洲则认为加强金融监管才是主要问题。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最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提出要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无疑是戳到了美国的要害和痛处上，以至于此言论迅速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熟悉国际金融的人都知道，美国正是凭借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占全世界人民的便宜，但现在它玩得有点过火了，于是大家要求变革。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建立一个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金融秩序呢？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李伟，请他来谈谈自己这方面的观点。

　　硬币的一面：“美国占到的便宜”

　　《21世纪》：下个月G20会议将在伦敦召开，最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撰文表示未来全球经济需要构筑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规避目前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这一说法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诸多美国政要都出面否定这一想法。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开始讲。在当今世界，大多数经济体都面临着两重风险，一是汇率风险，一是金融系统内在的风险，这两重风险都会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先说汇率风险，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外融资，这涉及借债的问题，但中国借的债务应该用什么货币来计价呢？假如国外债权人愿意接受人民币来偿还债务，那中国借的外债自然可以用人民币来标价。但对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本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范围有限，信誉也比较低，因此很难发行以本币计价的外债，而需要发行以美元等外币计价的债务。但美元等外币的汇率是变动的，因此这可能导致中国在对外融资和偿还外债的时候面临不同的汇率。不同的汇率会导致中国的还款额发生很大的变化，由此派生出了汇率的风险。同理，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也会面临相似的风险。

　　再说金融系统内在的风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任何金融系统都具有一种天然的不稳定性。为什么？因为金融业的功能是把社会的闲置资金配置到有效率的经济领域中去，所以金融机构往往是借钱去放贷。但借钱的期限和放贷的期限经常不匹配，因此金融机构一般会出现短融长投的问题。举例来说，储户把钱存在银行里面获得一定的利息，前提是储户随时都可以去银行支取自己的钱。在获得大众的储蓄之后，银行将这些钱以更高的利率放贷给企业，从而赚取中间的差价。一般来说，企业偿还银行贷款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而储户需要随时都可以支取自己的钱。因此金融机构的经济职能是为社会提供融资服务和流动性服务。假如经济运行平稳，支取现金的储户比较有限，那银行的流动性没问题。但假如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很多储户都去银行提现，而银行又没法子让借贷的企业马上还钱，那银行就会遭遇流动性危机，从而引发挤兑风潮。

　　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说，其资产和负债的期限往往不是匹配的，短期融资搭配的是长期投资，金融机构的经济职能使之必须承担资产负债表上期限错位的风险。假如大众对金融体系的付款能力很有信心，那么这种错位是可以维持的，但这种信心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而丧失，那么金融体系就会出问题。美国现在的这场金融危机就是由资产负债表上期限错位风险而引发的系统性危机。

　　刚才已经说了，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而言，其金融系统同时面临着这两种风险。但美国只有后一种风险，它没有汇率风险，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政府对外发债用的是本币。关于这点，你可以去看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它的资产和负债都是美元标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像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一方经常有大量的美元等外汇(储备)资产，为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外汇负债提供一定的担保。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其大部分的负债也是以美元标价的，即使有一小部分的企业债是以别的货币为结算单位，美国企业一般也能通过金融创新很快化解掉其中的汇率风险，所以总体来说，美国人是很少考虑汇率风险的。

　　回到周小川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好处，是它的根本利益之一，而中国关于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想法无疑会动摇美元的这种地位，所以我毫不奇怪美国政府会反对这种观点。

　　《21世纪》：如您所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美国现在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那美元为何依旧可以保持这样的地位呢？

　　李伟：美元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原因很多，比如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和流动性最好的市场，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为结算单位，很大一部分金融产品也是以美元计价，就连中国卖到美国去的商品很多也是以美元结算的。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就连那些和美国敌对的国家，例如朝鲜和伊朗也都接受美元，所以它的国际地位是有着广泛基础的。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不但可以使美国获得以本币发债的资格，还可以让美国向全世界收铸币税。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美元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国家需要积累美元来进行国际支付，但美国不可能送美元给这些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只能通过与美国贸易的方式来赚取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用钞票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商品。我们可以想一下，100美元的印制成本估计只有几美分，但它在国际贸易中却可以购买100美元的商品，这几美分的成本和100美元的商品之间的差值就是铸币税，也就是美国占到的便宜。

　　硬币的另一面：

　　“美国的额外责任”

　　《21世纪》：那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对美国有没有什么不利之处？

　　李伟：有的。首先，有额外的好处就会有额外的责任。大多数国家都没法子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危机，但美国可以，这源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世界经济整体出现危机的时候，美国也需要对此承担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的救援不仅是对美国人民的责任，也是美国对世界的责任。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政府想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其所需要的投入会比一般国家大得多。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其进口量世界第一，所以美国政府每投一块钱在经济刺激计划上，很有可能只有60美分可以作用于美国经济，而有40美分可能会通过进口等方式去增加其他国家的外需，间接帮助别国振兴经济。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当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美国必然会是一个债务国，而无法成为一个债权国，这也是“特里芬难题”所表述的内容。你可以想想，假如美元是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那美国怎么可能去大量储备别国的货币？应该别的国家来储备美元才对，不然市场上就没有足够的美元流通了。为了向国际市场注入足够的美元，美国需要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以贸易逆差的形式来输出美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贸易逆差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就像之前说的，美国人拿钞票换来了商品，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使得美国人可以普遍享受到高于自己收入水平的消费，这有什么不好呢？但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美国是无法成为债权国的，这也是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代价之一。

　　《21世纪》：您提出美元的地位使得美国无法保持债权国的地位，但根据“特里芬难题”，假如美元要保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那么美国应该是一个贸易顺差国，也就是说它手上应该有别国货币作为储备以建立起自己的国际支付能力。但现在美国不但没有储备，而且美元的发行还有过滥的嫌疑，这已经危及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您对此怎么看？

　　李伟：其实这时候美国应该注意自己的信用了。这就像一个有了权力的人，他必须非常谨慎的使用权力，而不能滥用，否则他很可能会失去手中的权力。我觉得美元的国际地位在欧元成立之前不是问题，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的地位。但欧元的出现从长期来看是对美元地位的一个很大挑战。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在2001年又遭遇了“9·11”恐怖袭击，这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衰退。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美国的货币当局采用了大量注入流动性的政策。这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它严重影响了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增加了欧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资本。

　　但也要注意，世界经济从持有一种储备货币转换到另一种储备货币，这种变化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质变，需要整个系统随之发生改变，所以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短时间内仍无法改变。

　　《21世纪》：其实早在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就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其部分的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无节制的发行，因此主张要给美元套上一个“笼头”，您怎么评价这个观点？

　　李伟：这是一个比较实质性的问题。首先，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有不足的，其最主要的不足就是需要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绝对的领头羊角色。假如美国可以胜任这个角色，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是问题不大的。但假如美国无法胜任这一角色了，那么这一体系的运转就会变得困难重重。实际上，在这一体系下，各国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与美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因为采取了固定汇率，所以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会参照美国的去协调。假如无法平衡，那就只能重估汇率，例如英镑汇率在1970年代就曾两次重估，因为当时英国政府为了对抗经济衰退向经济体中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结果导致国内的通胀率高于国外，英镑由此产生了贬值的压力。美国经济到1970年代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那时候美国因为越战等原因而大印钞票，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黄金外流，最终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由此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所以这一体系所要求的前提是很难长久存在的。

　　其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本币汇率变成了自由浮动的状态，这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各国政府必须对各自的经济政策负责。因为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经济政策的效果将会反映到汇率上去。但美国不一样，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但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因此美国的政策会有比较强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哪怕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太负责，其所造成的损失也不一定都会由美国来承担。比如说，假如美国的货币政策非常宽松，那么不但美元会贬值，很多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也会贬值，全球流动性会因此而泛滥，大宗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全球经济可能过热。前几年我们看到国际上出现了普遍的经济繁荣和通胀压力，实际上就和这有关。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这次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元流动性如此长时间的扩大。当然，在监管等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系统上来说，我觉得还是因为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对美元过于依赖了，同时又没有对美元的发行形成有效地制约。

　　SDR难担大任

　　《21世纪》：作为全球最大官方外汇储备持有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提出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扩大其“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希望以此在短期内来限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些弊端。但哈佛大学的杰弗瑞·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教授却认为这个想法虽好，但SDR的结局有可能成为语言学里面的世界语——鲜有人使用。您对此如何看？

　　李伟：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就是谁来负责。你要知道，任何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都是有成本的，需要有参与方为了直接的切身利益而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假如未来在扩大SDR使用范围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那么谁会去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呢？即使IMF有这个意愿去解决问题，但它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有这个实力吗？假如它没有，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是需要这个组织背后的一系列主权国家来推动。但要是解决一个问题的责任会分摊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的头上，那究竟哪一个会认真去解决问题呢？这样可能大家都会变得没责任。如果到时候谁也不负责，那么这个货币如何担负国际储备货币的责任呢？比如说，就像现在，东欧的很多国家出现了严重危机，那么到底是否需要IMF去救援，又需要如何救援呢？恐怕这都是在扩大SDR使用范围之后需要面对的问题。

　　退一步说，现在很多人重新燃起了对金本位的兴趣，为什么？金本位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有一个挂钩的实体，而且这个实体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操控。当然假如真的实行金本位，那估计会对南非这样的产金大国比较有利。但金本位也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就是在这一体制下，调节经济的政策杠杆非常少。你想想，假如你把全球经济都拴在一个商品上，那么当经济出现危机，尤其是流动性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办？由于货币发行量已经被黄金所固定，因此货币当局是无法通过注入流动性的方法来缓解危机的。

　　《21世纪》：现实已经证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诸多弊病。金本位又缺乏政策杠杆，而且您认为IMF的SDR短期内不一定是很好的选择。那未来究竟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呢？

　　李伟：我觉得是可能的，但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或者没有全球性的政府也行，但掌握这个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机构一定要是一个“有牙齿”的机构，而不能是一个纸老虎。关键点说穿了就一个，这个机构既要可以制定政策，也要有能力超越国界的来执行这些政策。也就是说，这要是一个有实权的机构才行。而这个机构有实权就意味着其成员需要放弃相应的经济主权，这有点像欧元区的状况。现在欧洲央行主管着欧元的相关政策，这实际上是各成员国出让的货币主权。假如没有各成员国的牺牲，那欧元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从经济学上来说，这意味着欧元区各国的公民拥有区内的自由迁徙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你可以想想，假如要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种超主权的储备货币，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也要像欧元区那样去做一些改革，我想恐怕这在现有条件下还不成熟。

　　另外，我为什么不看好IMF和SDR，还有一点原因在于美国在IMF的重大问题上现在拥有一票否决权，这等于说IMF的任何基调都要得到美国的首肯才行。假如美国可以站在比较中立公正的立场上来运用自己这方面的权力，那IMF和SDR是有希望的。但假如美国站在比较自私的立场上呢？也许大家认为这需要改革IMF，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取消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一票否决权就要降低目前美国的投票权重，或者重新修改投票规则，但这两条路都比较难走。还有一点在于，假如要重新分配投票权，那么就涉及到按照经济总量来重新给各国排序的问题。但如何测算经济总量呢？发达国家肯定会偏向按照现行汇率测算的方法，而发展中国家肯定更希望采取更能提高自身权重的购买力平价(PPP)作为标准。

　　其实大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要改革IMF，就是因为大家觉得美国太自私了，自己的经济出了问题就拼命地印钞票来应对，全然不顾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等于说美国救市的成本要全世界来和它一起分担。但就像之前说的，现在我们希望有一个既不自私，也有“牙齿”的机构来发行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人民币国际化之前，

　　汇率应更有弹性

　　《21世纪》：您觉得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我们知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很多亚洲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最后不得不以牺牲经济主权的方式换来了IMF的援助，这给这些国家留下了痛苦的记忆。结果危机过后，很多国家开始把积累外汇储备，防范下次金融风险作为首要任务。这对于单个国家是理性的，但当很多国家都把积累美元作为一个目标时，这就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应该说，后来的全球失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也和这些亚洲国家的做法有关。所以假如我们不希望下次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解决这些亚洲国家的后顾之忧，可以在它们陷入危机的时候给予它们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有的经济学家就提出IMF应该担负这样的职责。当然，这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如IMF现在不附加任何条件去救援这些国家，这可能会鼓励这些国家在未来更加不负责任的行事，等于滋生出了道德风险。似乎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您对此怎么看？

　　李伟：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关于当年IMF附加苛刻条件救援亚洲国家的做法，你看看今天的美国就能理解。比如说最近发生了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奖金风波，这件事情在美国闹得很大，但从道理上来说并不复杂。危机发生了，政府需要去救助这些金融机构，AIG和这些员工事先已经签订了奖金合同，表面上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不是，人们觉得AIG拿了政府的钱就应该听政府的话，尤其不能给那些衍生品部门的人发奖金。对照AIG的例子，IMF当年这么做也就容易理解了。你想，要是IMF当时不把这些条件附加进去的话，估计IMF的那些出资国就该有意见了，这就跟现在美国纳税人对AIG不满是一个道理。实际上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些奖金是没问题的，因为AIG手上现在还有大量的衍生品合同，很多合同需要这些出色的人去重新编写，以尽量减少损失。他们每挽回一分钱的损失，纳税人就可以节约一分钱，所以给他们发奖金激励他们是很正常的。假如说拿了政府的钱就要在诸多事情上受政府的管，甚至是很不舒服的管，那很多银行可能干脆会放弃政府的注资，并选择削减贷款、裁员和囤积现金的做法，那经济状况可能更差，到头来还是纳税人倒霉。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

　　过去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很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凡是对美国经济好的，对世界经济也好。但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在逐步减少，假如还沿用过去的那套体制，包括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等，那么其弊端就会日益明显。所以大家现在有这么多的忧虑，希望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反过来说，我觉得在现阶段找到一个替代的模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再回到中国的立场上，我觉得周小川提出这些建议的一个初衷可能还是在考虑要扩大IMF的权限，给它注资，但同时要对其进行改革。改革后的IMF应该可以更全面的反映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我想届时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会获得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小川提出这种想法虽然目前的可行性不大，但会提高大家对长期问题的思考，我觉得这也是有好处的。

　　《21世纪》：那您觉得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有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维护自身在这方面的利益呢？

　　李伟：要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逐步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当然，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让人民币的汇率更有弹性，更多的反映市场的变化。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藏汇于民，藏富于民。这样既可以提高消费，也可以降低我们过多的外汇储备，让老百姓和民营企业拿着这些外汇去海外投资。这可以有效地化解海外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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