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世界已经习惯了的美元霸权体系，从未遭遇过去一周中的强烈抵抗。通常在人民币汇率攻防上处于守势的中国，从未像过去一周这样采取强大的攻势。这次引人瞩目的春季攻势，是为了捍卫中国资产安全，还是具有超过表面经济意义的更高战略含义？是中美在4月初G20峰会前的压力测试，还是今后扩大和深化合作的范围测试？是中美之间的利益较量，还是美元体系遇到普遍的不信任投票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对于中美在当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协调一致，和今后的全方位关系的发展走势都会发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于央行官方网站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中，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之前，中国对于显而易见的有缺陷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诉求更多地集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平衡上。作为国际货币、贸易秩序的监管人和危机时的放款人，过去半个多世纪里，IMF始终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用以强化旧的经济秩序的主要工具，并经常以帮助解决危机的方式对受援国形成事实上的主权干预。中国将改革IMF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有道理的。但是，即使中国在IMF等国际组织中获得了与自身地位相吻合的话语权，是否就能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得到有效保证，仍然是不确定的。原因是，IMF从组织架构到制度安排都偏向于美国，对于事实正在证明的不合理的美元体系不具有革新改善的功能。而毫无制衡的美元可以通过汇率变化等一系列手段，控制上游大宗商品价格朝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升降，并使得美元资产富裕国的财富瞬间蒸发。在上周，美联储正是通过这一招对中国资产保全形成了实质威胁。

　　 通过高强度低收入环境恶化等高昂代价获得的珍贵财富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人控制，而且这种控制被现行秩序保护，这是目前美元体系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事实上这种威胁对其他世界主要政治经济力量同样现实地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央行负责人发表文章对此前俄罗斯提出的超主权货币主张积极响应，是不难理解的事。这一主张在美国引起了从奥巴马到盖特纳的强烈反应，同样是不难理解的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声音的反应速度和等级，远超过俄罗斯提出这一主张之时。这从一个侧面测试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重视程度和真实看法。

　　 国际金融危机蔓漶至今，对于美元体系进行考问是迟早的事。从2月初的达沃斯论坛到欧洲、俄罗斯对美元体系的怀疑和批评，都证明了美元体系正在失去大多数力量的信任，特别是其潜在的竞争者。怀疑和批评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它表明的或许是国际货币体系处于变革的前夜，或许只是危机压力之下的情绪表达。在中国作为美元体系的受害者参与进来的同时，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厘清。

　　 一是正确评估国际主要力量目前对于美元体系的怀疑，是否足以构成撼动这一体系的初始动力。如果是，中国应该在超主权货币的主张上联合这些力量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如果不是，在行动当中就必须更多地植入中美政治关系的考量。毕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保证中国出口型经济的复苏需要与美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美国这一主要出口市场也需维护。

　　 二是精心规划撼动美元体系的战略步骤。在此首先要明确的是，将挑战美元体系放在怎样的一个战略高度。就目前而言，最现实和可行的高度是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不是在货币市场这一领域对美国霸权发起全面挑战。事实上，这或许就是中国主张建立超主权货币的本意。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和力量对比现实，决定了中美之间只能以合作而不可能以较量为主基调。

　　 三是克服人民币国际化的技术和政策障碍。中国外储目前遭遇的缩水危险，对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一次刺激。这是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真正话语权的唯一可靠路径。中国与亚洲、欧洲直到南美洲一些国家建立的货币互换机制，是走向国际化的先期准备，中期准备则是尝试人民币自由兑换。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人民币继续保持较高的可信度，并强化对人民币流向的监管，甚至包括强化防腐等国内行政制度建设。

　　 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上海18年的孜孜以求终于得偿所愿。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做出安排并不多见，这不只是上海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地位的反映，更是中央政府对于美元体系威胁的进一步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一定程度上代表的就是人民币结算的建设进程。由此可以隐约看到的是，以香港和上海为两翼，人民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于在不公正的货币体系下发展的中国来说，这是必须的一步。中国是否能跻身政治和经济强国之列，人民币是否强大是一个比GDP更为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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