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导致这种高低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样的，目前，尚无充分可信的学术研究说明储蓄率高低与特定因素。”昨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表示。

　　在2月举行的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周小川也表达了“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的观点。

　　周小川指出，汇率与储蓄率在统计上存在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不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而目前，尚无充分可信的学术研究说明储蓄率高低与特定因素，如以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富裕程度、汇率、金融媒介和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社会保障的优劣等相关。

　　对于东亚国家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周小川认为，这一问题存在多重因素，主要在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等方面。而中国符合同样的条件，因此储蓄率高不难理解。

　　但对于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储蓄率高这一问题，他认为逻辑上是正确的，但并无太多实证支持，而且该观点以理性人为假设，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时，人会通过增加储蓄预防未来医疗、养老等需求，但实际上不一定成立。

　　数字显示，中国的储蓄率已经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的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2005年以来中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其综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储蓄率。”但周小川表示，对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弹性、具体调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对于解决储蓄失衡问题，周小川则表示需要“综合药方”。他指出，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

　　周小川认为，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

　　他还指出，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

　　“国际社会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周小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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