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灏

　　根本推动消费的不是消费券这种形式，关键还是要看民众为什么消费意愿比较弱，有必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以使消费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商务部官员说消费券“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临时办法”的表态，比较中肯。这主要也应是对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肯定，或并无暗示全国推行之意。

　　消费券不应被贴上启动内需的标签，而应当作为一种短期的、配套的政策来实行，在实践中也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才能趋利避害。

　　正在不断增长的存款和持续走弱的消费，让很多人担忧刺激内需、降低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究竟能取得多大成效。因此，能否和如何发放消费券以鼓励消费，近来一直是个讨论热烈的话题，但发放消费券与“拉动内需”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以消费券的方式真的可以拉动内需吗？拉动内需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最近就这些问题向本报发表了他的意见。

　　发放消费券

　　不仅要合理也要合法

　　● 《华夏时报》：一些地方政府给民众发放一定数额的消费券应是一种最直接的财政补贴，这样的惠民举措，这样给民众适当的社会福利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当然值得肯定和赞赏，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可以拉动内需，是不是有点牵强？

　　● 顾海兵：现在所有这类举动，首先在法律上都存在问题。政府做事情应遵守的一个原则是，法无授权绝对不可以做。有关各类消费券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立法机构没有任何说法。而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发这个券那个券，还有最近我刚看到报道说南京市政府发了2000元旅游券，所有这些对于政府财政经费的动用，都没有立法机构的授权，或者说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授权。

　　我一向认为，无论问题多么严重和紧急，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要符合法律程序。发放消费券也必须遵守法律程序。既然“人大”没有授权，政府的这些举动就存在合不合法的问题。

　　如果抛开这个法律程序问题，就发放消费券能否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而言，我认为，发放消费券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另一种形式。可以说，在经济陷入低谷时期，也可能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刺激一下经济。但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还不是可以用简单的财政办法来解决的问题。

　　根本推动消费的不是消费券这种形式，关键还是要看民众为什么消费意愿比较弱，有必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以使消费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才是对民众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当前财政手段

　　应努力创造就业

　　● 《华夏时报》：有关中国发消费券促内需的建议，已有商务部官员表态回应。尽管许多人对消费券促内需的效果和操作性深表怀疑，但既然有政府要员说它是特别条件下的“尝试”或“临时办法”，那么它是否可以作为多管齐下刺激内需中的配套措施，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可能作用呢？

　　● 顾海兵：商务部官员表态回应主要可能是对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肯定，或并无暗示全国推行之意。只有推进中国社会向消费型、内需型、公共服务型社会转型，只有加大对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的投入，并调整收入分配体系，才能使民众省却后顾之忧，产生持久的消费动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增长。

　　从另一方面来看，解决当前一些经济问题，其实有大量的空间。

　　例如，民众有创业的愿望，市场也有需求，但某些现有法规和政策往往成为阻碍。例如，现在人们找工作比较难。但为什么一方面人们找工作难，另一方面却出现大量“黑职介”？现在有很多未经政府批准的劳动力市场。仅在北京六里桥，就有大量外地人口在那里找工作，同时也有很多人到那里招聘。这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那就是体制内的劳动力中介机构这一块，国家投入的太少，也就是说，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没做好，没有及时提供劳动力供求双方信息，这导致了因为体制内没做好这件事情，体制外的黑中介现象才非常普遍。

　　而目前中国就业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从事就业服务的机构服务质量比较差。我们现在有无可能在提供就业服务过程当中做到为寻求就业者实行彻底的免费服务？现在听说大学生可以免费参加招聘会了，那么不是大学生的人找工作为什么就不能免费呢？这本身不是歧视吗？就像公路收费一样，那么多的公路还在收费，这难道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吗？所以既然我们体制内的服务机构工作做得不够，就应当鼓励民间机构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服务。而对于类似农民自发形成的北京六里桥那样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应该一清了之？为什么不可以为这样的所谓地下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好的服务？而仅仅是采取堵的办法呢？

　　据我了解，北京六里桥劳务市场曾存在很久，过去还有一个崇文门劳务市场，却被取缔了。仅仅为了所谓的市容美观、好看，为了所谓的正规化。就像我们清理街头摊贩一样，把很多商贩清理掉，这难道不影响就业吗？而且我们这样的城市管理办法并没有真正为促进就业创造条件。马路市场有很多是可以开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生活需要可通过马路市场来解决，但政府的服务还远远没有跟上。

　　政府的财政如果要支撑经济的发展，关键不是在于发什么消费券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真正为民众创造好的就业条件，在于如何把相关的财政经费用到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上，让所有求职的民众，都能够在求职过程当中，得到免费的好的服务。政府的财政部门应为劳动部门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当然，应该加强对劳动部门的监督，包括加强“人大”对于劳动部门的监督，让他们把这笔钱用好，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服务市场。

　　另外，我们再看看北京的出租车市场。据说这里正规的出租车有7万辆，而黑车有15万辆。这15万辆开黑车的人，难道不是在就业吗？为什么要采取打压的办法呢？民众有这方面的需求为什么不允许其生存呢？为什么不能用法规保障等方式让它由地下转为地上？为什么不能减少北京7万辆出租车的“份钱”？

　　所以，现在不是要不要发什么消费券的问题——这是最笨的最偷懒的办法，甚至是饮鸩止渴的办法。为什么不能在革新制度上做做文章？为什么不能在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上做做文章？

　　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低质量、低效率，实际上是民众就业难以增加，国家经济难以很快走出低谷的最大障碍。中国经济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首先应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越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部门越是不能成为低效率的专司行政审批的衙门，而应讨论政府部门究竟做了什么有益于民众就业，有益于经济复苏的事情。

　　而把“人大”放到一边不能发挥作用，仅仅开一两个政府工作座谈会能解决什么问题？政府工作不应有太多的越位，也不应有太多的缺位，更不应有太多的错位，而必须把自己的位置弄清楚。所以，应借经济困难时期，解决政府自身的效率问题，而不是采取很多简单的、粗暴的、事后可能引发更大成本的做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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