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场合，我们中国做得都很好，只是在表述自己立场的时候有一些不足，有时候中国人说的话欧洲人听不懂。

　　一些欧洲人对中国了解甚少，不容易理解中国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还有少数人对中国怀着偏见，想要说服他们就更困难一些。中欧之间发生争执，问题不是出在中国身上，要采取公正合理的立场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于误解和偏见，通过沟通与对话来解决，几十年来这样做被证明是有效的。

　　现在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希望各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合作、和平共处要表现出宽容的精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曾经是非常严酷的，一方得利，另一方就受害，双方加在一起是零。现在不同了，各方都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加在一起不是零，而是相当可观的数字。

　　中国一向对欧洲怀着善意，对欧盟一体化事业的前进表示欢迎，对他们遭遇的困难则给予同情和理解。譬如，欧盟宪法遭到一些国家否决，我们也感觉扫兴，并且相信欧洲的智慧能克服这些困难。一体化给欧洲带来很大利益，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成功典型。搞一体化意味着国家要出让一部分主权，因此遭遇反对也不难想象。

　　2008年，中欧关系受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干扰，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国家支持并纵容藏独，对中国维护主权和统一的立场横加责难，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一事件暴露了欧洲某些势力在西藏问题上的无知和偏见。

　　西藏从元朝开始就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央政府从那时起就对西藏实施有效的管辖，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1956年，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团长就是我父亲陈毅元帅。那时候到西藏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父亲一去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3月中旬，乘专列离京,途经西安、兰州、西宁，又乘坐汽车翻越唐古拉山、喀喇昆仑山，5月中旬到达拉萨。当时，父亲已经50多岁，走这一趟下来非常辛苦。从西藏返程是乘坐刚刚试航成功的北京拉萨航线军用飞机回到兰州，6月中旬回到北京。当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达赖喇嘛担任主任，班禅额尔德尼是副主任，中央希望他们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建设新西藏。但在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来出逃。

　　本来，中央政府为了照顾西藏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适当推迟了。达赖喇嘛叛乱之后，民主改革得以提前进行，百万农奴赢得翻身解放。50年过去了，西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些农奴主失去了奴役西藏人民的权利，他们当然不会感到高兴，于是，他们肆意诋毁，把社会的进步说成是毁灭西藏文化，镇压西藏人民等。多数欧洲人不了解这些历史，他们陷入了盲从，而确有很少数的人对中国有着非常深的偏见，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顽强地表现，造成中欧关系的困难局面。

　　许多事情都说明，我们与欧洲的交流意义深远，注定要克服许多困难，不下工夫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很多事情中国实际上是受害者。做得好不容易，说得好更不容易。欧洲对中国有不少误解，也有一些偏见，虽然不应该由我们负责，但我们有做工作的责任。

　　2008年，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都意识到，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在关键性的时刻，担负起大国责任，不向邻国转嫁危机，也不增加小国的负担。中国努力使自己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从而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贡献，中国是讲诚信并尽到了自己的国际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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