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继旋

　　 接受出版社的邀约校阅这本《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是在从云南（为当地一家著名的红酒企业做培训）赴斯德哥尔摩参加学术会议的途中。旅途两端巨大的社会发展差异和人的行为习惯差异，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出这本书的重要性。我在这次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报告给同行讨论的主题，正好是人类认知系统与认知能力的进化过程以及这种能力的差异性，加上索罗斯先生所说的“操控能力”的差异性，正是今天人类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的“始作俑者”，也是对各国教育系统的巨大挑战。

　　 本书译文准确流畅，只有一些小的瑕疵和笔误。但我想就书中两个关键的核心概念的译法，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一是全书中多次使用的关键词paradigm。该词的原意是表示一种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引申出模式、模型、典范、样本等含义。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它一个现代意义，即科学发展道路上象征着科学革命转折点的“规范转移”——paradigm shift。在这里，paradigm代表着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一批科学家所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国内有人将其译为“规范”，有人译为“典范”，也有人译为“范式”。我本人比较倾向使用“规范”。二是索罗斯自己的核心概念relexivity。我同索罗斯结识并成为学术朋友，始于他1987 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 一书。当时，令我与学术界同行感到吃惊的是，一个在华尔街发财的老板，居然从自己的实践中独立总结出了事理学（Cybernetics，旧译控制论）学科中非常前沿的重要观点！把reflexivity翻译为“反身性”，并把《金融炼丹术》的部分章节发表在美国中文杂志《知识份子》上，是包括我们几位学界朋友与已故挚友何维凌先生在华盛顿的一间地下室中反复切磋讨论的结果。“反身性原理”与事理学中的“循环因果”原理同出一辙。用“反身”比“自反”（本书译者原来的翻译）更能传达这个概念的内涵。

　　 我在以上两个译法中的“吹毛求疵”，初看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其实不然。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规范的转移等于是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往往是随着新学派的兴起、旧学派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的。索罗斯在本书和他之前几本书中正是在朝着把传统主流经济学证伪并使之更新换代的方向而努力。这种规范所需要的重大实验成果——在这里即是索罗斯用反身性理论框架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分析——在本书中已初见端倪。

　　 索罗斯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都在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他从反身性原理出发，批评传统经济学与现实脱节的错误，指出国际金融体系的先天不稳定性，同时呼吁人类社会重新找回正在被金钱万能的思潮所淹没的种种用钱不能衡量的价值。索罗斯的立场是呼吁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和寻找全球性价值体系，并把开放社会的理念作为新价值的出发点。

　　 索罗斯集他在金融业几十年的经验及自己的哲学、经济学思考，对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自由放任式的市场万能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以思想帝国主义的姿态侵犯人类其他价值领域，包括道德价值、美学与思想成就等等，并且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引起混乱。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类现象已导致了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危机，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没落。

　　 需要注意的是，索罗斯对市场万能论的批评并不是要回到凯恩斯主义。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在制造了问题的概念框架中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的。在两派对立观点中寻求新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突破。“反身性原理”便是索罗斯“认识论”与“方法论”，从《金融炼金术》开始，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再到本书，索罗斯一直在试图阐述清楚反身性原理，并把事物的反身性、人类认识的可错性及开放社会的理念三者编织为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前一个概念是他自己从金融市场的运作中总结而来，后两个概念则出自卡尔·波普的哲学思想。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后来更由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马图拉那等人的工作而发展到了全新的水平。科学的本质，人类认知系统的特性，“真理”、“现实”的真正含义等等，学术界都已有更深刻的认识，分散于神经生理学、认知心理学和事理学诸学科中。这些新的理论进展，索罗斯尚无机会吸收并加以应用，实是一件遗事。但读者仍然可以从本书中看到索罗斯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这里，最为可贵的是他以金融市场为实验室的长达五十年的观察与体验，为有心的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索罗斯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责任心的公民，他努力把财富用于公益事业。作为华尔街的职业金融家，他必须像一个优秀运动员一样按本行业的游戏规则去竭力争夺金牌。即使他已经认识到规则有毛病，他还是只能全力以赴。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总是尽量提高我的利润。但作为一名公民，我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和平、正义和自由等等。我无法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发挥这些价值观。现在让我们假定管理金融市场的规定应该改变，但我不能单方面改变这些规定。假如我只把改变加诸我自己身上，而不加诸别人，我在市场的表现就会受到影响，但对市场则全无影响，原因是单单一名市场参与者是无法影响市场结果的。”至于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本身，索罗斯认为的确需要改变。他近年来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阐明他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不稳定的观点。

　　 在我与索罗斯十多年的交往中，越是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越是对他产生一种严肃的尊重。这不是因为他具有所谓能“推动市场”的魔术能力，而是因为这个人在他自己追求的理想和他自己的行为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君子行所言，言所行。他相信开放社会的理念，便不遗余力为之奔走。在自己身体力行援助东欧与前苏联的同时，他尖锐指出，西方“所有有关自由民主的高谈阔论原来只是一种宣传”。他所做的各项公益事业的影响，也许要由后人才能给以确切的评估。

　　 从个人角度看，索罗斯是一位极其精明、观点犀利的老人。他决不只是一个华尔街上的普通金融“炒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关怀人类进步的实践哲学家。作为前者，他在金融市场上丰富的经验可以对我国的金融体制的健全完善提供有益的意见。作为后者，他对目前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以及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金融规则的建议，显然使他成为中国的朋友。

　　 1999年，在他请我为其审校《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译本时，他曾写过一封给中国读者的信，因为种种阴差阳错，没有得到发表。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的喻意不言自明：

　　 “我们当前的金融市场在规则上和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不可维持性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人们对市场的盲信及参与者的偏见行为所导致。有关开放社会的概念以及批判性思维的精神能够帮助我们理清目前的混乱，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我尊重与关心中国人民在改革过程中的努力，并祝愿你们成功地找到你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其实，索罗斯不只是在1999年就预见到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早在1980年代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读者就可以发现他对现存经济学理论不灵光的警告——用错得离谱的理论指导的实践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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