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利对91例案例中能够推出大致年龄的84位国企企业家和108位民营企业家的年龄结构分别进行了初步统计，其中83位国企企业家被查处时的平均年龄为53.69岁，108位民营企业家被查处时平均年龄为43.69岁。“这是查处时的年龄，他们在犯罪时的年龄一般是前两三年甚至三五年，因此国企企业家犯罪时的平均年龄是50岁左右，民营企业家犯罪时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王荣利表示。

　　通常来说，国企企业家一般是40岁以后才能坐上一把手的位置，因此对他们来说50岁正当壮年，类似于民营企业家的40岁。王荣利认为，这说明国企企业家发生犯罪，与其年龄的关系并不大，而与其职务和掌握的权力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关系。

　　不论是国企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是在其职业年龄的壮年犯罪。我们不禁要反思这是为什么？将报告对“犯罪企业家的年龄统计与分析”与“犯罪企业家的学历统计与分析”两部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端倪。

　　根据报告的统计结果，涉嫌犯罪的国企企业家大专以上学历的占到80%，其中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0%，高中以下学历的只占到20%；与此相反，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学历较低，大专以上学历仅占大约33%的比例，研究生学历仅有4例。不论高学历还是低学历一样犯罪，这是为什么？王荣利用倒推企业家年龄的方法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以08年为点，倒推一下企业家的出生年代，国企企业家普遍出生在1955年-1958年左右，这是一个“砸烂公检法”的时代，不仅没有法律可学，而且也没有法律实践，所以这些国企企业家虽然学历高但依然缺乏法律意识。而民营企业家则出生在1965-1968年左右，王荣利也是这个时代的人，这一代人只有学历高的，进了政法院校才能学习到法律，学历低不可能受到法律教育。

　　没有受到系统的法律教育，缺乏法律意识，这是这一代企业家落马的首要原因。当然这仅是从企业家主观方面来谈，从客观方面来说，法制不健全的大环境也是诱导企业家落马的重要因素。

　　王荣利的八项意见和建议

　　就预防和防范企业家犯罪的问题，王荣利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提出八项意见和建议。

　　从主观方面来说，王荣利提出了四项预防性意见，即提高法律意识，培养法律思维；摆正自己位置，遵守党纪国法；坚守传统道德，遵守法律原则；理性经营管理，克服赌徒意识。王荣利将提高法律意识放在第一点，足见该点的重要性。他认为“企业家要避免法律的陷阱，就必须学习必要的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培养法律思维，习惯在了解和掌握法律的基础上作出决策和判断。”

　　从客观方面来说，王荣利提出了四项防范性建议，即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国资管理；组建智囊机构，改善决策机制；健全法务机构，养成咨询习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法制化管理。关于第一点，王荣利认为国企企业家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的根源在于企业没把钱管好，为此，他建议国资委统一管理财会人员，而且在各国企中实行定期轮换制度，这样才能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国资委的监督作用。

　　王荣利说，他最不能忘却的是那些中途落马的失败的企业家，他们依然有着他们的价值，而总结他们的失败基因，王荣利把这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