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企业家的失败基因——王荣利把这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2008年年底，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公众把目光和声音集中在那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成功企业家的时候，广东立国律师事务所王荣利律师却把注意力放到了落马企业家这个特殊的群体上。2008年11月，经过7年的精心收集和三个月的统计分析，王荣利完成了《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创作，以另一种形式为三十周年献上了自己的礼物。

　　报告是怎样炼成的？

　　王荣利调查撰写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可以称得上是民间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企业家犯罪报告。王荣利说，从9月份着手到11月份完成初稿，报告的创作过程虽然只有三个月，但是准备工作却可以追溯到2000年，这一年律师出身的王荣利从企业退身，结束了6年的法务经理生涯，继续从事律师职业。虽然告别了企业，但是六年企业法务实践让王荣利感受到的企业家法律意识的严重滞后性，始终让他保持着对企业家问题的高度关注，为此，他开始收集企业家犯罪案例，“一方面对案例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接到这方面的案子”。这是王荣利最初的收集动机。

　　从2000年开始普及的互联网技术为王荣利的收集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真正有意识的收集是从2002年开始。王荣利告诉《法人》记者，他最初并没有出书的打算，只是出于兴趣和职业的敏感。但是随着案例的增多以及责任感的驱动，王利荣萌发了整理案例出书的想法。“这份报告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有这个兴趣和能力，也有责任和义务去把它完成。”王荣利说。

　　报告从企业家犯罪基本情况、年龄、学历、罪名、犯罪程度、诱因、表现和危害等八个方面对221个案例(国企企业家91例，民营企业家及其高管130例)进行科学统计分析，用精确的数字完成了落马企业家的“白描”。

　　“完成这个报告后我觉得还有些问题没有反映出来，后来又将它们归类，并选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犯罪案件，制作了中国企业家犯罪十大排行榜，希望能够对那些正在创业的企业家起到必要的警示作用。”王荣利表示。

　　王荣利的收集来源主要是媒体报道，我们不禁会问：对于海量媒体报道的海量信息，王荣利可以保证收集的全面性吗？“只要媒体有报道的案例，我全部有收集”。王荣利对此非常自信，当然他也承认有些案例如08年新发生的案例还没有判刑，但是王荣利强调他进行统计分析的依据都是采用司法机关的最终认定结果，没有结果的排除在相关统计之外。

　　案例收集好像是个轻而易举的活，其实并非如此，王荣利告诉《法人》记者，很多企业家案子跨度时间很长，像顾雏军的案子05年就抓了，08年才判，这个期间他要一直关注并及时的把相关报道都收集起来。一个案例浓缩到他的报告里可能就几百字，但是他为此收集的资料少则三五万字，多则七八万字。

　　“59岁现象”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企业家坠入犯罪的陷阱？那些曾经非常辉煌和荣耀的企业家们，他们最后的归宿为什么竟然是牢狱之灾？在这样的思考和疑问中，王荣利对自己收集和整理的221个企业家落马案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统计结果出来前，王荣利对企业家犯罪问题也有自己的想法，如企业家犯罪太多，企业家犯罪不值得，企业家法律意识淡薄等，“但这毕竟是一种感觉，还不是很精确，拿不出一些数据出来支持。”结果出来后，王荣利豁然开朗，统计结果不仅验证了自己以前的一些感性认识，部分结果甚至超出了王荣利的意料，王荣利用“震惊”来形容这种意料之外的感受。

　　1997年，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褚时健因为涉嫌贪污落马，该年褚时健正好59岁，面临着即将到来的退休问题。于是，有人便将这种临近退休之前“最后捞一把”的犯罪现象称之为“59岁现象”。但是王荣利的统计分析结果证明，所谓的国有企业负责人“59岁现象”并非突出现象，这是一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