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不归路当时有个时髦的名字，叫做MBO，也就是英语“管理者收购”的缩写。它主要是指企业管理人员收购自己企业的股权，由单纯的企业管理者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主人。MBO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名词，但在96年，却是一个危险的尝试。所以当李东生向时任惠州市市长的李鸿忠汇报TCL的改制方案时，两人首先想到的是风险共担。如何有效地规避风险是TCL改制方案的重点，此时李东生想的是如何准确把握政府的关切所在。

　　进入2002年，TCL的5年授权经营合同到期，最终的结果即将揭晓。 这个时候，TCL手机的突出表现不仅成为了集团业务的最大亮点，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集团的增长仍然维持在19%，在5年合约期的最后一年，仍然跨过了10%的达标门槛。2002年4月16日，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正式举行，一直被李东生视为高度机密的“阿波罗计划”终于曝光。公司重组后，管理层所占股份上升为25%。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月30日，TCL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按当日收盘价计算，李东生身家超过11亿元。

　　企业家们的种种MBO尝试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拉大贫富差距，侵吞国有资产。类似的质疑声即使是到了现在都没有停息过。2004年夏天，针对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方案，一个名叫郎咸平的香港教授展开了猛烈的炮轰，在他的身后，要求对“国退民进”战略进行反思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时候TCL成了郎教授的靶子。

　　当时郎咸平剑锋所指，海尔，TCL和科龙都成了他炮轰的对象。不同的是，海尔和TCL选择了低调回应，唯有科龙的顾雏军跳出来反击，并向法院起诉郎咸平涉嫌诽谤。轰动全国的“郎顾之争”随即展开。由于这场争论涉及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正确与否，一大批的经济学者纷纷加入，很快就演变成了最近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大论战。

　　争论归争论，毕竟此时李东生已经顺利完成了产权改革。很快，他就尝到了甜头，在跨国并购遭遇重大挫折后，他没有就地“下课”，一定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改制已经完成。

　　对不少企业家而言，李东生的改制虽然让人羡慕，但它的“阳光之路”却无法借鉴，这也许正是国企产权改革的无奈。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全国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已基本完成产权改革，甚至难度较大的国有重点企业，改制面也达到了76%。当然，改制进程的一波三折，也让企业家们明白了产权清晰对于企业和自身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