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常务副主编 张聪

　　如果以一个人18岁步入成年，开始形成有见解和思考的记忆为标准，在全国人群中划一道线，那么那些年逾不惑的人们，因为有与改革开放相重叠的经历与体验，一定会对自己身历其中的这30年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每个人的经历虽然都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却不能成为历史。同样地，由于受见解、视野、经历等的局限，即使是从那段历史中走来的人，也不可能仅凭一已之经历便把整个时代描述清楚。

　　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记录并展现那个时代的媒体，特别是那些富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品位追求的媒体。正是他们借助自身的巨大容量与能量优势，通过深入细致的策划、探询与采访，将精彩的记忆碎片串连成珠，并铺展成绚烂夺目的画卷，完整展示给世人，带领我们打开尘封的回忆，同时收获心灵的震撼与感动。

　　第一财经最近推出的年度巨献—31集纪录片《激荡：1978－2008》，不愧是向改革开放30年献礼的扛鼎之作，他们改变了以往只做资讯类节目的一贯做法，实现了对自我的完美超越，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不仅是负责任、有追求的媒体，而且正在成长为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激荡：1978－2008》作为一部带有创新意义的鸿篇巨制，某些有助其成功的元素确实值得我们探讨。

　　独特的叙事策略

　　按照通常的路数，一部涉及历史的纪录片采用尽量多的原始资料加尽可能多的当事人，是获得成功的基本保障，也是其最能吸引人之处。这是由其构成元素的不可再生与稀缺性决定的。然而这个成功之点往往也正是难点所在。正因为不可再生与稀缺，决定了它的必然珍贵和不可多得。设若所拍纪录片以上两项条件全部具备，其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而如果其中有一项条件短缺，那结果则必然有遗珠之憾。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假若明明知道条件不齐备，却仍然死守原来拍片的老路数而不思改变，甚至意识不到可以用一些新的表述方式来取代，东拼西凑，勉力而为之，其下场一定很悲惨。这恐怕正是泱泱历史纪录片中所谓出类拔萃者几如凤毛麟角的真正原因。

　《激荡：1978－2008》一改传统叙事手法，不仅采用了口述历史的形式，而且回避开对“当事人”的采访，全部选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作者、记者、专家充当“见证者”出镜，既充分地利用了创作团队原本就掌握的资源与优势，也有效地避免了少米下锅的种种尴尬，充分表现出创作者对题材表达的灵活驾驭能力。

　　我不敢断言他们这样做一定是出于对各项条件必需全部俱备的担心和缺少把握，但我能肯定这绝对是影响他们考虑问题的因素之一。尽管我们说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并不久远，凑齐需要的条件远比反映历史久远的事件要容易得多，但既然一些关键人物的缺席几乎是必然的，而这肯定会影响叙述的质量，那么，量体裁衣式地选择恰当的叙述方式就是必要的。他们改变了固有的策略，从而也就为自己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要想突破传统创作思维的藩篱，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做到了，不能不说是仰仗了在片子制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创作理念，即潜藏在其背后的关于如何叙述历史的观点的升华。该片总策划罗振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表示，作为一部反映历史的作品，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不可能还原全部的历史。
　　 

    正如在中国尽人皆知的孔子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活生生的孔子，另一个则是经后人诠释记录下来的孔子一样。经过诠释记录的历史，永远不会是历史的复原，因此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充其量只是解释史。而既然不能提供复原的历史，索性不妨由“见证人”出场，公开亮出描述、解读的底牌，我想，这可能是创作团队所要提供给公众的一种暗示。

　　这不仅给纪录片采用 “见证人”口述历史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托，而且使我们进而产生一些联想：虽然相对于事件当事人而言，这些作者、记者、专家的身份是“客观”的，但他们的表述却显然是“主观”的，那么这对于观众而言，或许意味着他们对于历史的表述其实是可以拒绝和改变的，至少如有存疑还可以商榷，这与过去那种经当事人介入而强化的历史画面给人不可否定和改变的表现形式相比，是不是更容易被观众理解和接受呢？如果实践证明这种结果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不仅收获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表现形式，更收获了一种新的创作思路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