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觉、客观的历史意识

　　我们知道，历史一般是由历史学家和专业的历史工作者来完成的，运用影像的手段来记录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影像史学已经有不少的探讨，但无论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影像对于历史的记录总是面临许多挑战，甚至质疑。这种现实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编导自身不是来自于历史专业，更不可能成为专业的历史学者，所以在对历史的把握上总是离专业有着很远的距离。我们不能苛求编导成为历史，但要求策划团队和编导团队树立一种科学的历史观、拥有自觉而客观的历史意识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激荡》不采访当事人，而选择采访见证人，正如总策划罗振宇所说，当事人并不是说采访不到，而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要采访见证者，他认为“历史是层叠的历史，是解释的历史”。这显现是一种自觉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的主要体现。在中国“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由来已久，同样在中国“旁观者清”的论点也传承了不知多少年，所以采访见证者的作法恰恰是为了保证历史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的一种历史意识的体现。

　　对历史选择是否就意味着改变了历史本身呢？答案显然不是。自觉但客观的历史意识虽然进行了若干的选择，但其并不存在试图改变历史真相的客观性。正如纪录片要展现袁庚作为首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在拓荒之路之上的艰辛与风险，但是，《激荡》却在众多的见证者当中选择了韩耀根，即当年袁庚钦点的《蛇口通讯》的主编，选择了《袁庚传》的作者涂俏，长年采访袁庚并对袁庚在改革开放的作为有过系统的梳理，一个亲身经历者，一个后期研究者，对这两个人物进行访谈，使得袁庚这个人物尽管没有出面，但是其勇于开拓、敢打硬仗的形象也呼之欲出，丝毫不影响对于历史真相、对于历史创造者形象的还原，这显然是自学而又客观的历史意识的功劳。

　　4、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展望未来

　　这种意识在《激荡》中体现非常突出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梳理30年的发展成就以及经济改革发展对社会的各种深层次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仅仅梳理成就显然是不充分的，回顾过去就是为了展望未来，梳理成就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发展。所以，《激荡》的编导们并不想把它纯粹制作成为一部经济改革的影像史，更多地还要把成功的、生动的、让青年一代可以接受并且喜欢的电视作品抑或是电视产品。

　　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它可以只对历史本身负责，而不用专门为其读者、为其观众负责；但是作为电视产品，观众的收视需求显然是必须要重视的。尤其观众作为改革开放的亲身体验者和深刻观察者，反而对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电视作品中有着非常高的期待。并且，来自于观众的收视需求是非常广泛而又多层次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与“文革”期间出生的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记忆是不一样的，而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与所谓的八零后、九零后对于电视作品的审美需求又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显然《激荡》不能仅仅着眼于某一人群的收视需求，这其中对于缺乏历史感和责任意识的年轻观众，《激荡》显然做出了很大努力。这一点体现在《激荡》有着非常明确的观众意识，比如片头、片尾曲所采用的情歌，以及片子当中对叙事、节奏、音乐的把握无疑都是为了照顾各个阶层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收视口味，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介绍：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现代传播》主编；张国涛：中国传播大学讲师、《现代传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