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一些地方出现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兵分多路到各地进行实地调研。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带队赶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进行调研。蔡昉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农民工失业返乡仍处于可控范围内。

　　蔡昉不愿透露他到东南沿海地区调研的结果，“这些还是由当地政府部门来发布。”不过，他在成都出席“改革开放30年——统筹城乡发展论坛”时，就农民工返乡现象及目前的就业形势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更需要考虑如何扩大内需

　　《第一财经日报》：大家都认为一些地方的农民工返乡现象是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倒闭引起的。根据你的调研，出现目前这些现象具体都有哪些原因？

　　蔡昉：应该说东南沿海的出口企业遇到一些困难，这有多种原因。其实，有一部分是我们主动要调整的。我们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过热，这些地区都是发展速度太快的。此外，也有为把庞大的顺差降下来采取的措施，很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但在实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金融危机扩大，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了。但是即使这样，我个人认为，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实际上，这些年我们已经到了劳动力外出增长速度的极限阶段，甚至在这之前一直出现了民工荒。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关系，也没有恶化到若干年前那个水平。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还是可控的。有的企业倒闭，也有新的企业在发展。这样，我们不用急，不用拼命说困难有多大。虽然出口肯定要受到抑制，但要反过来思考，我们能用什么办法扩大内需。一是投资的内需，一个是消费的内需。这些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的事情。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你在演讲中提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当时我们的财政政策对带动就业促进作用并不大？

　　蔡昉：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方面当时我们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是 “扩招”，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者素质，提高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和总量。这一次，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这个起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敢于消费。另外，继续扩大教育，包括普及高中教育，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这些都是好的机会。

　　减税帮助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这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就业形势造成的影响有何不同？

　　蔡昉：1998年主要是以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为主，大部分工人都是城镇居民。它可以通过失业率等显示出来，但这次是以农民工为主，农民工没有登记在失业率里，不能在统计中及时看到。1998年政府制定积极政策，可以针对到个人，因为他们都是城镇居民，可以帮助创造一些公益性岗位等这些措施。现在，这些人都是流动中的劳动力。这次更多的是去帮助企业，这些企业恢复了，就业岗位就有了，这些农民工就回来了。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加上农民工这部分，目前的失业率应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蔡昉：这个没办法说清楚。但是可能会上升得比较高，过去农民工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我们以前就没有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失业率。失业率是一个很特定的概念，是有技术概念的，农民工没有工作，叫退出劳动力市场，在任何国家都不叫失业。我们这么推算是没有意义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就业呢？

　　蔡昉：一是帮助企业，比如减税等各种各样的措施；另一个是刺激居民的消费来带动需求。这也是帮助企业，特别是外需减少以后，如何转成内需。这部分可以提高和稳定职工的工资。当然，这部分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不要盲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是通过给企业减税的方式，甚至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可以通过集体协商制度来提高工资。居民没后顾之忧了，能够花钱。如果他担心失业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教育怎么办，医疗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他一定是去储蓄。让这些有保障了，他自然会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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