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88岁的人，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引起感慨了。那些话语就像是水，自然流过，寂然无声

　　1995年，周冠五从工作了45年的首钢悄悄离开，其时已经77岁。11年来，他一直生活在那座位于西长安街的灰墙红门的院落里。天气好的时候，附近的居民有可能看到一个身形高大的老人出来散步，但是不一定能猜得出他的年龄。

　　周冠五对前几次由于微恙未能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表示歉意。他的随和冲淡跟晚年的褚时健非常相像，只是褚时健的身体状况远没有他好，虽然他比褚大10岁。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周冠五的精神依然健旺。他记得住很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叫得上来很多首钢员工的名字。“在一个地方呆这么久不离窝儿，我可能是第一个吧。”

　　到工厂去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在济南上中学的周冠五积极投身其中，并且成为“学生头儿”。当时山东省省长是韩复榘。次年，周冠五因为“带头闹事”被学校开除。这时候，他已经加入了民建。周说，后来中央把1935年加入民建者视同中共党员，因为他们当时冒着杀头的危险。“七七事变”后，周冠五参加了游击队。正如后来在石景山钢铁厂从副厂长干到厂长再到首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在军队里的职位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升上来。仗打得多了，“就有点儿小名气”，解放时，周成为二野某军分区的副参谋长，但是上面“并没有司令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新中国刚成立，战乱初定，亟须恢复生产，军队里带兵打仗的军官参加建设顺理成章。周冠五因为鼻腔有病到北京治疗，动了手术，但没有完全好。这时候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时任中组 部副部长的安子文问周冠五可不可以转业。“二野能同意吗？”周说。安子文让他“不用问了”，意思是已经安排妥当。“那我就去工厂。”周冠五说。“毛主席说进城了，如果不能领导工业，那就站不住脚。”事实上，周虽然很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但是具体要去什么样的工厂他并不清楚。

　　“钢铁行吗？”安子文问。

　　“行，到哪儿去都行。”周冠五认为自己从学生变成军人，是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干工厂一定也没有问题。

　　周冠五来到了石景山钢铁厂，从副职开始。有位领导每年来看他一次，提的问题都是：“怎么样，能站住脚吗？”最初，周冠五的回答是：“现在看起来很难，人家说的我都不懂。”到第三年，周说：“你不用那么费心了，我能站住脚了。”第四年，那位领导听到：“行了，没问题了。”于是，中央书记处任命周冠五为钢铁厂厂长。

　　周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厂里当时一共700多人，一多半是专家和工程师，都是当初对共产党不信任从各地跑到北平(尚未解放)来的。这批人对周冠五是笔巨大的财富。每天早上6点，周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向专家请教，一直到8点。专家专长各有不同，炼铁、机械、铁路，等等，“我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学，每天两个钟头，给我上过课的有五六十个。”

　　周冠五的认真让他曾经的很多部下心有余悸。弄懂了各门技术后，周开始有针对性地考问下属，而且刨根问底。“就是后来，首钢的中层领导也怕给我做汇报。不是为难他们，而是督促他们学习。”

　　周冠五完成了共和国第一代企业家从军人到企业家的转变。“数学我一直学到微积分。实际上，做领导的不应该学得太细，否则就没时间考虑大事了。”

　　承包

　　周冠五对建国初期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记忆犹新，那时候大家都在想尽办法节约材料改进技术。大跃进的时候，首钢从鞍山调来7000多人，生活设施跟不上，可是大家都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信念在工作。当时要建高炉，没有水泥，工人们把灰渣磨碎了替代。没有脚手架，就到南方去砍竹子，通过长江运到武汉，再用火车运往北京。1962年，冶金部来鉴定灰渣代替水泥的实际效果，从建筑物上敲下一块来做压力测试，结果其牢固程度比普通水泥还高。

　　周冠五说，在建设中，人们涌现出的智慧是无限的。要立一根45米高的水泥柱子，已经做好了，但是没办法把它吊起来，按普通使用吊车的方法，柱子会开裂甚至折断。一个8级工围着那根躺在地上的柱子“转了两个礼拜”，终于想出了办法：用钢丝绳把柱子分段捆住，并插入角钢，使柱子受力均匀。“安安稳稳地吊了起来。”周冠五说，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在建的人民大会堂的柱子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以致于庆典准备在上海举行。周听说后，对该项工程负责人介绍了首钢的利用“预应力”的方法：“十几个人，三天完工。”结果，大会堂工程顺利完成。之前，“数百位专家”历时数月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柱子根本就不应该在地上预制”。周冠五说，毛主席还专门让人给他讲这其中的道理，“讲了两次，也没讲清楚。”

　　而长期低工资、没有奖金激励的制度最终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尤其是“文革”后，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较之以前很难激发。“分配问题不解决别想跃进。”在这种情况下，周冠五提出在首钢试行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