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宏观形势突然恶化。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总局、冶金部等八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对全国钢铁实行严格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9%。厂长周冠五不得不下令投产不久的二号高炉停产。憋气的事情还有，就在限产任务下达的同时，北京市副市长张彭又赶到首钢，他带来了市里的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今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元，比上年增长9.3%。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留成一分钱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张彭也很坦白地说，“今年市里日子过不去，就是要给你们加加压。”

　　首钢与主管部门的矛盾是一个日渐扩大化的普遍现象。当企业自主权落实，本来被压抑着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时间内就会被激发出来，产量便很快增长，在这时，计划体制与企业内在冲动的矛盾开始尖锐。这种利益的拉锯与博弈，每年都在发生，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于是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账上的2500万元资金。此时，已是全国改革人物的周冠五当即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1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止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作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颇有要挟之意。一个月后，邓小平批示下来：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这一段公案，在很多报告文学中被描述成周冠五与反对承包制的旧势力之间的较量，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一次拉锯和争斗。这样的争斗在几乎所有的国企中都出现过。周冠五靠直接上书邓小平躲过此难，却也留下巨大的后遗症，造成首钢与北京市及国家各部委之间的矛盾台面化，为他日后黯然下台埋下祸根。

　　1995年，在国有企业领域，最大的新闻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国企改革典型”、首钢的周冠五黯然下台了。这时候，他领导的首钢正飞奔在一条多元化的险途上。在76岁的周冠五心中，最大的梦想是将首钢改造成一家类似日本三菱和韩国大宇式的财团式企业。到1994年，周冠五把首钢带到了巅峰状态。这一年，首钢以823.7万吨的粗钢产量一跃而成为国内钢铁业群雄之首。11月，他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然而让人猝不及防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周冠五受到其子周北方经济犯罪的牵连而黯然下台，原冶金部副部长毕群接替他，担任首钢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后来描述盛况下的首钢是“一团乱麻”：结构乱、财务乱、管理乱、负债不合理。

　　周冠五的下台，并没有改变首钢既定的多元化方针。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在资本密集型的钢铁行业，它一直表现得不太专心，首钢每年80%的利润来自于钢铁，但是它的大部分投资却一直游离在这个行业之外。一位长期观察首钢的学者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思想感染了一大批国内企业。首钢开始投资兴建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等一些高新技术项目，但它无意实现战略方向的调整，只是试图启动钢铁之外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显然，这是当时各个行业一窝蜂进行多元化投资的浮躁风气所致。而这些高新技术项目是以一种‘尝试’的姿态在‘温室’中开始生长的。”首钢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设想缺少深思熟虑，实行的战术是全面出击、遍地开花。在高新技术的框架下，涉及的行业种类之多，令许多业内人士瞠目。   (本文节选自《激荡三十年》 作者：吴晓波)

　　原载：2007年01月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