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历史时期，他都有过许多与当时价值观“格格不入”的“狂傲”之举。他的一句感慨就格外耐人寻味：我是一味中药，但是一味极为平常的甘草，生长在大西北沙漠中，决非温室里可以培养出来的。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时，冯根生四处网罗落难专业人才。如今回味此事，他说，当时确实也曾担忧有被造反派批斗和打倒的可能，可是，“等‘老九’们名声香了，境遇好了，凭杭州中药二厂这个条件，哪个金凤凰愿意落脚？”他不仅招医药专业人才，而且像机械、化工、建筑等看似与青春宝不沾边的专业人才，他也一并揽下。

　　“如果看着这个老牌子倒闭，我要社会名声有何用？”他说，他可以不要美誉，但一定要救活这块百年老店金字招牌，这也是培养他成长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知识水平提出了要求，衍生出各类名目繁多的考试。

　　1990年，正是所有国有企业困难重重的时候，办公桌上却出现了三张考试通知，这次冯根生拍案而起：“即使把我免掉，我也不考。”他说，企业成绩是做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在企业面临困难的时候，应该给厂长松绑，让厂长集中精力搞管理、搞创新。人民日报当时刊登了冯根生的“罢考”事件。不久后，由于这一“罢”，全国的国企厂长都“解放”了。

　　新形势需要新改革

　　1997年的“300万持股风波”，在他的7次“出头鸟”经历中，最为被人称道。

　　1997年10月，青春宝集团决定对正大青春宝进行股份制改革，从公司的总股本中划出20%作为个人股，卖给员工。作为经营者的冯根生须认购其中2%的股份，经过几个月的资产评估，这2%合计人民币300万元。

　　对于“冯根生持国有股300万该不该”问题猛烈的争议如期而至，而且有的质疑来得很尖锐，有人表示，这是让国有资产私有化。共产党员怎么能有股份，这还叫无产阶级吗？此事足足讨论了10个月，终于，杭州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进行研究， 1998年6月初“正大青春宝国有股权有偿转让方案”被批准通过。

　　通过之后，冯根生又面临了如何拿出300万的问题，合资前他的月工资是480元，合资后虽增加到几千元，但无论如何拿不出300万元。在一片社会舆论的惊叹与质疑中，冯根生咬咬牙，家里凑足了30万元，再以股权作抵押向杭州商业银行贷了270万元，每天要还的利息就是700多元。千余员工的3000万股一个星期全都认购完成。

　　股改后，企业当年分红达30 %，之后用3年时间所有本金就全部返还。企业总资产10年增长10倍以上。

　　而如今，冯根生又是如何看待当年的“工者有其股”呢？

　　冯根生说，当年全体职工持股，开始职工对这种新模式非常不放心，怕把钱投到了水里，也担心当时已经60多岁的冯根生万一不持股，离任后换别的管理者，职工不放心。当时的冯根生，惟有持股，才能给职工吃下定心丸。

　　正大青春宝成为全国第一个职工持股的国有企业，此后的11年中，“工者有其股，经营者持大股”不再成为新鲜事。而如今，工者有其股也在面临着新的考验，此后某些企业出现了由转制带来如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