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与企业竞争力的多年对峙最终通过搬迁化解，但大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尚不具备首钢的腾挪空间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那座冷冰冰的高炉像只失神的独眼，几只麻雀在它眼睑上跳来跳去整理羽毛，张顺勇弯腰，拣起一块碎砖头，远远向麻雀抛去。麻雀盘旋，又落下，其他厂区时常有小火车拉着暗红的铁水跑过，空气灼热，人声嘈杂，实在不是歇脚的好地方。

　　其他人也不像张顺勇这么清闲，他和麻雀的游戏周而复始。“我和它在一起的时间比老婆还长。”张指着高炉平淡地说，他食指上有段褐色的疤，是钢花的留念。这座4号高炉的寿命超过张的工龄，连续生产了35年零2个月。2008年1月，它和两台烧结机、两座转炉先后停产，按照一个与绿色奥运相关的承诺，首钢将压产400万吨，等于其在北京总产量的一半。

　　自天安门广场西行17公里，一片管道交错的厂区如同长安街延长线的句点。1919年北洋政府创办的石景山炼铁厂，如今已成北京的工业符号，也是它的环保心结。英国奥委会2007年一直在测试一种面罩，可以让运动员在中国训练时戴上。不管类似担忧在国人眼中何等小题大做，北京仍需采取必要措施净化空气，首钢搬迁就是显示这种决心的强烈信号。

　　钢铁工业所制造的污染主要包括矿石冶炼、煤炭焦化等流程中产生的粉尘和废气，以及钢渣、焦油渣等固体废弃物，它对水资源的需求也颇为可观。首钢的位置“上风上水”，上世纪60年代，远远就能看到厂区上空一个由黑色、白色、黄色烟雾缠绕成的“锅盖”，地面上的草也挂着一层铁锈，石景山区附近的白庙村，居民都给玻璃贴上厚厚的塑料布，防止粉尘进屋。一个不甚精确的数字是，最严重的时期，首钢在石景山粉尘排放量平均为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196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首钢将钢渣统一倾倒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西北侧。钢渣产生量大约占全部钢产量的10%，随着炼钢能力提升，钢渣山也日渐膨胀，到1991年已绵延1公里，高18米，重达300万吨，卢沟桥上著名的石头狮子，身上麻点越来越多，当地居民认为每天用夹带在风中的钢渣“洗澡”是重要原因，但北京环保局否认了这一说法。

　　在GDP为王时期，这是容易忽视的代价。上世纪70年代，时任首钢领导的周冠五去日本考察，看到高炉下都有花草，工人带着白手套工作。好胜的周冠五认为首钢应以此为样本，当时很多同事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也无必要。这种想法引起了周心中的不安，他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压力未来一定会掣肘首钢。

　　1979年首钢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重大试点，采用利润递增包干，所谓“农业改革看凤阳，工业改革看首钢”，首钢的辉煌由此开始。1989年，其利润年增长率为全球钢铁公司的2.4倍。1992年邓小平视察首钢后，首钢获得了投资立项、外经外贸、融资三方面特权，1994年，其钢产量达到823.7万吨，为全国首位，宝钢与之相比还是个“小弟弟”。

　　这一时期，首钢开始在山东济宁、广西柳州等地考察，准备异地建厂，或寻求合作，也去了如今的首钢河北曹妃甸基地，当时那里还是一个荒芜的海岛。四处出击的原因一方面是钱包鼓鼓，另一方面在北京的空间压力已经呈现。

　　异地投资没有下文，而在北京，823.7万吨成为巅峰。周冠五在1995年初离职，时年77岁。自此首钢的产能原地踏步，“要首都还是要首钢”的问题逐渐成为一种呼声，答案自然不言而喻。此后钢铁工业的几轮大发展中，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对手从身边一个个跃过。为弥补主业竞争力的缺失，首钢惟有大力发展非钢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