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还有哪些改善空间(3)

　　首先，由于前几年失衡的结构性矛盾的特征，使得淡化总量、强化结构调整的政策成为自然，也就是对总需求难以明确是紧缩还是扩张，进而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调整。这种政策现在需要调整为在总量上适度从紧，而在结构上仍然保持区别对待的政策倾向。同样原因，前几年“松紧”结合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格局，即财政支出政策总体上仍在扩张而货币政策则持续收紧，也需要向“双紧”政策转变？在财政支出上同样也考虑有所紧缩。在另外一方面，面临着企业不断加大的生产成本的压力，政府在税收上需要有所松动，以改善企业经济方面的环境。

　　第二，国际收支领域中的失衡所导致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大，远远超出正常储备额所形成的大量外汇占款，由此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仅来自国外力量，尤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我们的外部压力，同时也存在着国内的压力。这就使人民币升值由以往的外部压力，转变为内外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中国的汇率政策，使之既满足我国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的要求，又避免过度的通货膨胀及外汇储备随时转换为热钱冲击我国的金融、资本及其他投资市场，是我们应该注重对待的。

　　第三、要通过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的改善和调整，促进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这就使中国的生产过程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有更大的依赖。在经济规模达到现在这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不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仍然把增加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手段，经济增长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仅仅是思想引导，要有相应的市场举措相配合，如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等。但正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90年代的企业制度改革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冲击一样，宏观和长远利益的改善经常要以微观和眼前利益的付出作为代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会使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和一部分群众遭遇困境，因此，应该在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居民的现实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严格地说，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及体制调整，不完全属于宏观调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要解决的更多的是微观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宏观调控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微观基础，就很难收到长远的实效。

　　第四，要继续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近些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快，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而高收入群体的特点是消费倾向低。本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财富增加后用于现值消费的比例应该是较大的，但由于对未来的担心，越是没有钱的群体越不敢花钱。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在高速增长，公众的潜在购买力在提高，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应当是活跃的，但实际上消费品市场并没有体现出高速增长。在另外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基于进一步增加自己财富的愿望，其投资倾向在不断加强，而各地政府出于改善当地经济的愿望，在各种政策上也在向高收入群体上倾斜。这就出现了一种结果，中国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增长，但增长成果的分配出现了一定问题，使公平原则和经济增长的均衡都受到了伤害，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近些年来中国出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失衡与比例失调的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相联系的。

　　第五，要注意我国的经济安全。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加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所以全球经济波动对我国当前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处理不好，石油、食品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国际价格变动，很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尤其是能源，近几年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大大高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在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最快的。这说明国际能源紧缺的威胁已经在迅速转变为现实。日本之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走出其发展的黄金时代，除了其他原因之外，1973年的国际石油危机和当时的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此后经济增长率长期在3%以下徘徊，日本奇迹不再重现。中国现在和日本当时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就是我们也处在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也遇到了石油危机的冲击，人民币也在升值，但我们的相对工业化水平不如日本当年那么高，而且中国自己能够解决90%左右的能源需求，但威胁仍然是存在的。最近一段时期，国际上原油和粮食价格急骤上涨，为了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一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现在看来，这种干预有利有弊，好处是避免了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经济动荡的严重冲击，问题在于对原油这样大量依赖进口的产品，巨额的价格补贴不仅不能解决石油和石化生产企业自我循环和发展中的矛盾，反而有可能助长国民经济活动中对紧缺能源的不合理使用。从表面上看这维持了眼前的经济增长，从长远看却可能使我们遭遇更大的能源危机。因此，通过适度和逐渐的价格调整抑制国内的能源需求，并进一步改变目前的能源消耗结构，使我国的能源消耗更多地立足于本国的力量，对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对能源等关键商品的价格改革要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力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的要求，正如当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一样，这种改革同样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但是当我们顺应经济活动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完成这些改革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有了一个更高和更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