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7月9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强调，今年重点任务之一是“要出台收入分配指导性意见”。中国计划实施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在2006年提出的，但之后并无具体规划，若今年出台收入分配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会于年内亮相，并启动相关改革。目前较为困难的现实是，在经济面临减缓的周期之时，如何提高大众收入，实现分配公正。

　　 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在机制安排层面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实行公务员工资改革；二是改革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体制，尤其是央企，对垄断性行业工资实施限高封顶；三是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施最低工资改革。实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由于贫富分化较重，所以，必须先行改革国有垄断性企业的畸形高工资问题，并进行相关官员收入公示，以恢复分配之公平。这些保障公平的机制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普通大众收入增长才是改革的关键，即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四个提高”，“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只有提高国民收入，才可能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主要是以较低的能源、资源以及资本价格吸引国内外制造业，获得巨大的出口顺差。在此过程中，拥有过多财政税收的政府实施庞大的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建立投资、出口双驱动的经济模式。其中，除了付出资源与环保的代价外，亦未能提振国内市场，所谓国内市场主要是指国民消费能力，在此轮发展过程中，为了获得比较优势，中国工薪阶层保障不足且工资不高，而同期还要承受所谓市场化的更高的教育、医疗、住宅价格，从而导致（救济性的）国民储蓄率偏高，消费不足。

　　 目前，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而同期由于巨大的能源与资源、人工短缺压力，不得不进行转型，即提高资源（能源）价格和工人工资。因此，悖论出现了：转型必然导致成本上升引发的通胀，一些处于产能过剩与上游涨价压力的企业利润将大幅下滑，甚至倒闭，根本无法为工人提高工资，但是若不提高国民收入，则更无法消化过剩产能与通胀。

　　 由于分配问题，广大中低收入者过去是低工资与缺福利，现在则要分担主要的通胀成本。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依靠廉价要素生产的内外资民营企业以及垄断性国有企业。发展和转型的成本主要由中低收入者承担，而这必然抑制了经济增长的空间。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困境就在于，国民必须承受通胀的成本，而增加国民收入面临着一个经济转型和减缓的周期。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利益支付，藏富于民：其一，政府有必要大幅降低企业税收；其二，有必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缴税基数；其三，必须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四，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农民收入；其五，打破要素垄断和服务业垄断，并减少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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