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任美国总统，不会将对华政策立足于“中国金融部门是否开放”这样一个狭隘命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要小心，不要过度投资到有潜在军事意义的企业和美国银行系统，如果致力于进行矛盾少的投资，中国人会获利更多

　　本报记者 胡佳恒

　　傅瑞伟眼中的保尔森不是严苛的人。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开幕式上，保尔森不仅抬高手臂为王岐山的演讲鼓掌，也不再有鼓动人民币升值的苛责之言。

　　更关心美元稳定

　　“他对中国的眼光非常独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中国项目研究主任傅瑞伟（Charles Freeman）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如此评价保尔森。实际上，早年为深入云南偏远山区考察，保氏曾夜宿过每晚20元钱的乡村客栈。

　　但即便被温家宝称为“老朋友”，保尔森还是在SED中遭遇了中国人对美元的不满。“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刺痛”，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本次SED的一个分论坛上说，由于美元贬值，“飞涨的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造成了过度的压力，并导致中国通胀上升。”

　　中国人应对通胀的对策，是继续让进口到中国的产品更便宜吗？来往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长期观察中美经贸关系的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很清楚，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于美国经济没有好处。”

　　“现在中美会谈着力最多的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稳定美元汇率。”王勇在谈及此次保尔森回避人民币汇率时说，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开始式微的部分原因，是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相对低价的中国产品反而更符合美国利益。而保尔森以往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受制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推动，将汇率问题政治化的结果。

　　后“保尔森时代”

　　很难辨认呼吁人民币升值是否出于保尔森的本意。不过到2008年美国大选结束后，可能他真的听不到中国人的抱怨了。傅瑞伟并不讳言“后保尔森时代”来临时的别样格局，“实际上，我认为在他离任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不再是美国财政部的一家之言。在美国新一届政府的管理之下，可能出现的对话，要么是通过商务部主导，或者是副总统办公室。”

　　候选总统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截稿时尚未回应“如获当选，是否会延续SED”的提问；美国商务部到目前亦没有就“商务部是否将成为SED主导部门”的询问给出解答；傅瑞伟关于SED主导权的逻辑分析，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中看似扑朔迷离。

　　对SED的更严峻挑战，来自于未来6个月不确定的美国经济走势。当6月美联储为抑制通胀步入加息预期，特别是明年1月新的美国总统上任时，如果美国经济持续恶化，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必抬头——这正是SED最大的敌人。事实上，就在本轮SED第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表明，5月份新房开工数量降至17年来最低水平，劳工部也在同一天说，当月PPI创半年最高点。

　　难言金融开放

　　“中方认为美方对于阻拦中国某些企业进入美国没有道理，这和美国一贯自称的经济自由化有出入；美方则说一些原先设定的股权议题面临着被中方收回的压力。”王勇形容在对话过程中“双方都有抱怨”。“但我们保持对话。”保尔森在开幕式上的演讲强调。

　　保尔森所说的“对话争论”，自然事关对于双方都互设障碍的金融市场开放问题。年初第三次SED中热炒的“提高美国金融机构在华25％股份上限”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尽管仍有个别人提出，但还没有形成对话；受访的部分美国学者亦认为，在次贷与通胀的双重压力下，保尔森其实很难再言及金融开放。不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霍尔默在第一天会议的记者会还是“点到为止”，他说，中国不应将美国的失误（次贷）作为拒绝开放金融市场的理由，因为那样做会伤害中国自己的利益。

　　美国智库专家的判断则是，中国金融系统如果快速开放，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成功会是非常严重的危险。“我们需要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即在多大程度上开放金融系统实际上是对中国有利的。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过多过快地开放金融部门，将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整个金融系统的有效运作。”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

　　盖保德认为，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没有找到与迅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财政解决之道。不过中国在不快速开放其金融体系的前提下，有策略地使金融系统为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支持，已经为商业中的公司收益、个人投资建立了良好的回报基础。

　　“国外金融公司有一个不正确的论调，说中国的金融系统已经陷入绝境，需要外国公司进入，但是他们夸大了其效应，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商业利益为依据。”盖保德说，“下一任美国总统，不会将他的对华政策立足于‘中国金融部门是否开放’这样一个狭隘命题。中美双边关系——经济与战略要重要得多。”

　　投资保护协定开始谈判

　　相较于人民币汇率与金融开放问题的和风细雨，在会议闭幕时由王岐山宣布正式启动的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正传达出一系列信号——两国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尝试通过投资渠道平衡贸易，此外美国商务部在SED中发挥的影响力会日渐深远。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霍尔默上一轮访华时提到了要达成这个长期协议，并征询了我们的意见。”王勇说。

　　美方负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高官访华时曾向中方有关方面，包括学者征询对于中美长期投资协定的看法，美国方面当时进一步提出推动该框架协议谈判的时间表，希望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达成协议。

　　王勇还感受到了来自美国工商界对于双边投资的兴趣，他认为中美之间现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美国对华FDI投资额是600亿美元，只占其全球FDI投资总量2万亿美元的很小份额（3％）。与此同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刚刚开始，扩大中美双边投资合作，对解决目前尖锐的诸如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具有缓和作用。”

　　期待中国投资的目光并不仅仅来自美国工商界。曾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的傅瑞伟，长期负责中美之间的经贸事务，他认为最期望中国前来投资的，莫过于美国50个州的州立贸易代表办公室，“他们预见中国的私人投资将成为一个可能的增长源”。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美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都会有很好的机会去进行投资——比如联想公司和美国旅游行业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就目前来看，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主要是利用成熟的批发分销商品渠道，还有科技研发力量。恰巧现在也是对外投资的勃发期——今年中国一季度对外直接投资为193.4亿美元，同比增长353％，这一数据甚至超过了2007年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

　　尽管如此，盖保德依然建议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要小心避免过度投资到有潜在军事意义的企业和美国银行系统。“和中国一样，美国会保护他们特殊的军工产业。而假如有严谨的标准，外国银行是被允许在美国运营的，如果中国的银行系统总的来说足够成熟的话，那么它可以阻止美国银行系统和经济可能存在的危险对其造成的伤害。比如早十年前，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被罚款，是因为严重违反美国的监管标准。”他说。

　　“中国的银行和银行系统会花费一些时间来满足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要求。同时，中国应该致力于进行矛盾少的投资，这样，他们会获利更多。”盖保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