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行政问责要问出结果

　　日前，上海率先推出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的行政问责制，给各级政府、各部门以及相关领导干部规定了一个考核的硬指标。在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任务完成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上海市的做法值得推广。

　　在我国，对行政领导问责的实行时间并不很长。人们印象较深的是，2003年非典期间，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时任北京市长的孟学农因问责而下台。此后，又一名省部级高官、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四川开县井喷事故被问责而辞职。2004年3月，国务院印发《全国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行政问责”开始走向制度化。

　　行政问责制强调的是权力与责任的统一，要求的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与宪法和政府组织法中规定的“罢免”条款相比，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后果虽然没有那么严厉，但它涉及的“责任”不仅仅是政治责任，而且包括了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处罚方式则包括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停职戒勉等等，实际上要求更细，也更易执行。

　　行政问责制的一大特点是，它不仅要对负有一般责任或直接责任的官员问责，同时要对一级政府、一个部门的行政首长问责。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牢记

　　行政问责制不但要“问责”，而且要“治庸”、“治懒”。当前要注意一种倾向，即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官员对中央的决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们要么不思进取，不肯奋斗，缺乏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要么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推诿扯皮，对老百姓的疾苦，对工作中存在的隐患视若无睹，漠然处之。要么缩首畏尾，该做决定的时候不吭声，不表态……凡此种种，看上去似乎没法追究责任，但实际上，这样的不作为，哪怕是“集体不作为”，同样是失职，由此而引发的问题同样应该被严厉问责。从这一意义上说，对那些敢于负责，但工作中确实出了差错的官员而言，问责的目的主要在于纠错。对于那些不作为的庸官、懒官们而言，问责就是要摘掉他们的乌纱帽，把他们赶出干部队伍。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是从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的关键一步。我们希望，在有效监督的前提下，行政问责能问一个明白，能问出一个个值得期待的结果。（29A3）